官股与商股的金权博弈
国民
要改组国中
行银，显然离不开席家，席家不配合，列強也不会配合。席家的新掌门席德懋再次“友情”深度参与其中。他正是当年参与了户部行银筹建的洞庭山帮老掌门人席正甫的孙儿。
席德懋毕业于英国伯明翰大学，商科硕士。1928年央中
行银成立，宋子文任财政部部长兼央中
行银总裁，席德懋因为和宋子文“友情深厚”央中
行银一成立，席德懋便进⼊央中
行银，担任外汇科主任，不久升任外汇局局长，业务局局长。【5】席德懋的小女儿席梅英嫁给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懋的弟弟席德柄，出任央中造币厂厂长，执掌国民府政的发币大权。
国民府政对国中
行银进行改组，实际上是在做一个
易——蒋介石参股国中
行银，而席家势力介⼊央中
行银。双方利益对等置换，买卖合理，童叟无欺。
国中 行银总行由京北迁来海上，改为“府政特许之际国汇兑行银”而这使国中 行银在外汇经营上获得了竞争优势，并积累完善一直保持到今天。席德懋后来长期主持央中 行银及国中 行银的海外业务，对际国金融大势“洞若观火”是国中真正懂得外汇工作的“专家”这要没有席家庞大买办谱系的传承，是无法做到的。
同年11月，国中
行银召开股东总会，决定商股、官股董事。此时尽管府政对国中
行银的控制加強了，但由于商股仍占多数，其导领权仍在商股手中。而席德懋担当的是国中
行银的官股董事，同时也是通行银的官股董事，在资本构成上增加了官股的权重。从“户部行银”到“大清行银”再到“国中
行银”可以看出席家不断进化的官股思路，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顺利实现从“买办”到“官僚买办”再到“官僚”的成功转型，真是走出了一条有别于人私资本的有特⾊的成长路径。
从国中 行银官股和商股的一系列争夺上不难看出，国中近代的行银业发展中，官僚资本与私有资本的争夺正在不断升级。张嘉H虽是个台面人物，但他所代表的是江浙财阀中私有资本一方，其背后有着外国资本的大巨能量，希望通过商股控股，掌握国中的金融大权，并进一步控制国中的实业。
而蒋介石所代表的官僚资本具有強烈的控制国中金融体系的企图，而且权政在握，势在必得。官僚资本虽不敢直接与人私资本背后的外国资本·脸，但蚕食瓦解人私资本的力道却在強化。
最为尴尬的就是人私资本，他们缺乏明确的立独
，或依附于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抗衡，或投向官僚资本的怀抱，以自主权去换得分红权。纯粹的人私资本在国中是没有前途的，他们要么被官僚资本或外国资本所呑并，要么被彻底边缘化。
当官僚资本遇到外国资本时，又体现出明显的依附。蒋介石要打仗，特别是面对⽇本⽇趋紧迫的略侵庒力时，不得不依靠欧美势力。
当然，蒋介石时代的初期，南京府政刚刚成立，央中
行银仍然实力薄弱，不能发挥家国
行银的职能，国中
行银、通行银继续承担着货币发行、公债发行、国债垫款、国库收支等央行业务，蒋介石实际上仍把江浙财阀的私有资本控制的行银体系当作了钱袋子，而国中当时最具实力的国中
行银、通行银仍为江浙财阀中的私有资本所把持。
蒋介石和江浙财阀达成协议，国民府政发行公债，由江浙财阀牵头的几家大行银买下，自己认购一部分，其余部分再由行银出面在证券市场抛售。为此还成立了公债基金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张嘉H的老搭档李馥荪担任。而张嘉H本人则在1928年10月国中 行银实行改组后，出任总经理。
江浙财阀中的一部分“有识之士”开始“紧密地团结在府政的周围”随着国民府政逐步扫平盘踞在国中的各大势力，江浙财阀控制的行银，各把一门，自然是财源滚滚“张府小饭桌”上的大佬更是赚得盆満钵満。其中陈光甫的海上商业储蓄行银不但债券承销做得好，而且由于他和国美 行银业的“关系良好”国民府政的美元借款基本都是由他负责的。
国中 行银改组后，张嘉H到海外考察，筹集外汇资金，设置海外机构。到1934年，国中 行银资产总额已达9。7亿元。张嘉H任期內，府政共发行了26亿元以上的內债，张嘉H为府政“效力”也应该说是可圈可点了。
到上世纪30年代初，国中金融体系形成了一种势力均势，官僚资本与人私资本及背后的外国资本正走向一种“合流”相互参股，共同发财。
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短暂的过渡，蒋介石追求的终极目标是金融集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