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金融集权：“废两改元&rdq
蒋介石明⽩，要想实现金融集权，仅有央中 行银还不够，关键是要统一货币。没有统一的货币，就不会有统一的财政，也就不会有统一的政治与军事权力基础。而统一货币的前提，就是必须首先确定货币本位。
为了实现货币本位的统一，南京府政决心推行“废两改元”将货币本位由银两改为银元，所有纸币对应的价值基础均统一为银元计价。
当时的国中，银两的成⾊、重量、大小五花八门，
易买卖中的银两换算工作十分困难。而各种银元也十分复杂，市面通用的银元，有早年外国商人带进国中的西班牙银币——时称“本洋”英国人最初做生意时，所用收的就是这种“本洋”后来“洋庄”的业务越做越大，于是墨西哥银币——时称“鹰洋”也逐步在国中通行起来。【6】国中各省也铸造了不少和“鹰洋”相似的“龙洋”再加上各种仿铸的银元，真是令人眼花缭
。
在流通中，各种银两、银元、铜钱之间的换算相当⿇烦，而怎么兑换则是由钱庄说了算。要把市面上的银两全部废除，阻力主要来自于钱庄，钱庄就是⼲银两、银元和铜钱兑换业务的，统一货币，钱庄会失去兑换权，也就失去金融话语权。当然，蒋介石后来要搞金融大一统，钱庄这些“小虾米”自然是要收编的。
对于银元作为货币本位的问题，国民府政也算早有认识，还曾组织了一个专门的研究会，由宋子文主导，认为要废除银两改用银元，需要分步骤地推行。宋子文开始着手改⾰货币制度，席德懋再次“友情”参与了“废两改元”
“废两改元”是一项难度极大的系统工程，不仅牵涉到国中的行银和钱庄，还牵涉到外国行银以及外汇的兑换。作为央中 行银的代表，席德懋是“海上银元银两兑换管理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从方案的设计到具体的实施，再到疏通协调各方，无不事必躬亲。
就在第五次“围剿”的前夕，在蒋委员长的亲自督导下，1933年4月“废两改元”终成正果。
货币本位的统一，使得蒋介石货币统一的步伐迈出了关键
的一步。接下来，他要彻底控制国中
行银和通行银，树立央中
行银的权威，完成金融集权的全面布局。
于是，蒋介石致电财政部长孔祥熙，措辞严厉：“家国社会濒于破产，关键乃中两行，若不断然矫正，⾰命绝望而民生亦被中两行断送。”矛头直指国中
行银，通行银只不过是个陪衬。
1935年3月27⽇，国民府政立法院通过1亿元金融公债发行案，以此充作央中
行银、国中
行银、通行银增资之款。随后強行“改制”国中
行银，改总经理制为董事长制，直接任命宋子文出任董事长，宋子良和杜月笙等进⼊了董事会。同时強行加⼊官股1500万元，总股本扩张为4000万元，官商各半，使官股从原来的500万元增加到2000万元。张嘉H调为央中
行银副总裁，实际上是把张嘉H给架空了，只给他留了个头衔。如此重大的事情，事先张嘉H一无所知。随后蒋介石以同样的手法“接收”了通行银，到了4月，通行银修订章程，官股占比改为63%，通行银也被“官办”了。
对于蒋介石驱赶亲⽇的张嘉H的“倒行逆施”⽇本方面极为不満。在⽇本住天津总领事川越致京北若衫参事官的密电中提到：“【昭和十年（1935年）四月六⽇】据某要人密谈：把张公权（张嘉H）由国中
行银赶走，这是因为蒋介石为了讨伐共匪及扩张军备，使南京府政的财政收支每月出现了2500万元的⾚字，每年⾚字达3亿元。这是孔、宋两人为了加強蒋介石权政而策划的…归
结底，他们所策划的，是在统制金融、整顿通货的美名下，谋求（货币发行权）的统一，从而使南京府政的势力能够统一地发行不兑换纸币…目前中⽇友好的空气正在⽇益⾼涨的时候，只为了孔、宋等，要把与⽇本有密切关系的张公权赶走，简直是个莫大的笑话…”
拿下中两行之后，官僚资本控制的“四行二局”形成了国中金融业的新格局。四行就是央中
行银、国中
行银、通行银和后来加进来的国中农民行银；二局是央中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国中
行银总经理张嘉H被迫辞职，和国中
行银脫离了关系，从这一天起，国中
行银沦为官僚资本的工具，这也正标志着国中自由资本时代的结束。鉴于张嘉H在社会上的影响和⽇本方面的情绪，蒋介石还是有所顾忌。为了笼络人心，半年之后，又把张嘉H列⼊內阁成员中，任命了个部长，后来张嘉H以健康不佳为由，辞去了部长职务，黯然赴美“考察”去了。
对私有资本的清洗才刚刚开始，完成了第一步“接管”中行银的蒋介石，再令央中、国中、通三家行银积聚大批国中通商行银、国中实业行银、四明行银三家行银的钞票，并一次向该三行兑现，制造挤兑风嘲。
国中通商行银是三行中发生挤兑的最后一家，国中通商行银的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是当年盛宣怀的心腹总管。他事前已估计到蒋介石要来这一手，就乞求通商行银的董事兼“人私好友”杜月笙帮忙“疏通”
杜月笙很痛快：“有我们撑
，不要害怕。”
事实上，傅筱庵恰恰落进了杜月笙的圈套。
杜月笙拍着
脯道：“缺多少头寸，尽管来拆，这点小忙，做小弟的应该帮，但是你还得做好充分准备。至于上面，尽力见机行事。”
傅筱庵决定把即将落成的“通商行银大厦”按已付部分的造价180万元“友情”出让。请杜转达“上面”予以收购，杜月笙一口就答应了。
马上，由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出面，代表海上邮政储金汇业局，收购了这座大厦。宋子良将大厦的名称立即更换为“建设大楼”并连夜动工把大厦的招牌给掉换了。
外界立即盛传，国中通商行银要倒了，连大厦都卖了。而这时央中 行银通知宋子良，将购置大厦的款项首先偿还央中 行银，傅筱庵还没摸到卖楼的钱，就被宋子良转给了央中 行银，国中通商行银被釜底菗薪了。
到了端午节前夕，傅筱庵拼凑了一些有价证券，向央中 行银要求抵押款贷300万元。没想到，过了端午节，突然接到央中 行银电话通知：“账上没有头寸了。”傅筱庵就急忙跑到财政部，下跪叩拜，哀求，仍告无效。这时杜月笙继续在外边大肆散布，国中通商行银即将倒闭，存户纷纷提款挤兑。
傅筱庵只能再去乞求杜月笙，帮助维持残局。杜月笙又是假客气了一番。最后，傅筱庵双手捧着通商行银资产清册，奉杜月笙，自己黯然下台。
国中通商行银改组为“官商合办行银”旧股折价，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财政部只同意旧股按一成半折价，也就是每100元按15元折成新股。国中通商行银仅存旧股款52。5万元，由财政部加⼊官股347。5万元。所有官股均由财政部以同额“复兴公债”拨充，杜月笙出任董事长。这应该是
国给予青帮的部分酬劳，而没能“与时俱进”仍与府政抗争的江浙财阀，则被蒋介石彻底“玩”废了。
搞定了这一堆行银，还剩下一个农民行银，它的情况就比较特殊了。国中农民行银是由四省农民行银改组而成，蒋介石亲任董事长，私股都掌握在蒋本人或蒋的嫡系人马手中，该行为蒋的需要随时印发钞票，而且发行准备金不在监察之列，蒋介石把农民行银修建成了自己的“后花园”后来英国财政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要求对国中 行银业准备基金进行检查时，孔祥熙通知农民行银配合理办，没想到蒋介石大发雷霆，叫喊道：“难道我连这点权利都没有了吗？！”
据斯诺的一份报告显示，农民行银可能暗地里有鸦片收⼊。国全噤烟局每年收⼊将近2亿元，其中一部分被青帮和其他黑社会组织掌握，到府政的一部分则由蒋介石的军事委员会直接控制。由于农民行银的业务质“暧昧”所以在币制改⾰时没有赋予发钞权，但是农业行银很快和三大行并列，并拥有了发钞权，显然是蒋介石在背后促成了这一迅速改变。
推动府政进一步
纵私营经济的关键人物是宋子文，他辞去财政部长后继续保留了国全经济委员会的职务，这个机构的基本政策由蒋介石决定，宋子文则承担着“⽇常工作”后来宋子文成为国中
行银的董事长，掌握了几乎占国中
行银业1/4的资本支配权。宋子文又成立了国中建设银公司，并以建设银公司为大本营，对工商业进行广泛投资，包括棉花贸易、化工工业和汽车制造等方方面面的产业，宋子文利用职权增加他本人和他亲属的人私投资，最终控制了数量庞大的企业。
“耳光事件”后，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由孔祥熙继任，同时孔祥熙还兼任行政院副院长和央中 行银总裁等职，被蒋介石认定为“⾝边的人”央中 行银董事会曾通过一项计划，将1亿股票中的4000万售给商股，孔曾向蒋“征求”过认购私股一事，但事实上，央中 行银股票从来没有向“人私”出售过。蒋介石的本意是要集权，怎么可能减少对这个关键机构的控制。
孔祥熙的央中 行银体系掌握着险保业，他自然也要搞个“自留地”他成立了著名的央中信托局，主营信托和投资业务。孔以央中 行银总裁⾝份兼任理事长，任命大儿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实际掌握业务及人事大权，把央中信托局办成了孔氏家族买卖军火、走私贪污、搜刮外汇的专门机构。
宋子文掌握的国中
行银体系和孔祥熙控制的央中
行银体系，在重要决策方面协调配合，相得益彰。国中的金融体系经过一通眼花缭的大洗牌后，成为了以“四大家族”为核心的官僚资本的囊中之物，当然，这堆人里面，也包括蒋介石的嫡系打手：杜月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