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组与染指
南京府政的央中
行银成立后，名义上确定了“真龙天子”的地位，原来的两大巨头——国中
行银与
通行银，被定为际国汇兑和发展实业的专业行银。但是，直到1935年，央中
行银的发钞量仅与通行银相仿，却仍远远落后于国中
行银。作为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货币发行的堂堂央中
行银，真是情何以堪？
国中 行银的钞票之所以在市场上享有很⾼声誉，是有其历史渊源的。
江浙财阀中有三个重要的台面人物——海上商业储蓄行银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地方实业行银总经理李馥荪和国中
行银的张嘉H，他们被称为江浙财阀的“三鼎甲”张嘉H28岁即出任国中
行银
海上分行副理。在北洋府政时期，国中
行银和通行银这两家半官方的行银，是最重要的两家中资行银，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央中
行银的作用。当时的北洋府政疲于应付战事，财政紧缺，国中
行银和通行银负责印发“银元券”仅国中
行银的印发量，两年就·了七八倍，钞票印多了，自然引发通货膨
。
当时，梁士贻是袁世凯的总统府秘书长，看到物价上涨，他出了个馊主意：将国中、通两家行银合并。意思大概是想搞个“缩股合并”以便发行更多的钞票。消息一传开，立即引起储户的恐慌挤兑。无奈之下，北洋府政令国中、通两家行银停止兑现。而当时年轻的国中
行银
海上副理张嘉H认为“如遵照命令执行，则国中之行银将从此信用扫地，永无恢复之望”便和国中
行银
海上分行经理宋汉章一起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抗命！可抗命谈何容易呀！违抗府政的成命，公然与府政作对，北洋府政可以立即让他们“下岗”同时，如果敞开国中
行银的银库兑现，单凭海上分行也没有这个实力。当时银库中的现银只有200多万，而敞开兑换到底需要多少银子，必须事先有个精准的推测。但此时的张嘉H心中早已打好了算盘，准备唱一出好戏！
张嘉H和搭档宋汉章不露声⾊，先找到浙江财阀中的几位大掌柜——海上商业储蓄行银总经理陈光甫、浙江兴业行银常务董事蒋鸿林和浙江地方实业行银总经理李馥荪。这三位正是北洋时期，行银业中最著名的三家南方民营行银，又称“南三行”的掌柜人物。张嘉H请他们分别代表股东和存户向法庭起诉他自己！
据当时的法律，诉讼期间，当局是不能逮捕和撤换现任经理、副理的，这样就先封住了北洋府政的“⽳道”紧接着，张嘉H聘请了英国人古柏和⽇本人村上，帮他唱了出精彩的双簧。古柏和村上代表股东接收国中
行银，之后二人又代表股东，向张嘉H和宋汉章出具股东文书，指令两人继续主持分行业务，并照常营业。（英国人和⽇本人在北洋时代，还是铁哥们儿，上世纪30年代以后才逐渐分道扬镳。）
现银方面，张嘉H联络“南三行”和外国行银为国中
行银撑
。“南三行”大都是国中
行银的股东，利益相关，同时外国行银深知国中
行银是国中金融的支柱，国中
行银一旦垮台，整个局面不堪收拾，对外国行银也不利，很痛快地就与国中
行银订立了200万的透支契约。【3】府政的“停兑令”正式实行，立即形成挤兑狂嘲。行银门前人山人海“争先恐后，撞门攀窗，几乎不顾生死”国中
行银
海上分行因为事先有了充分的准备，来者照样兑现，但挤兑者仍然人嘲如涌。到了星期六，按惯例只营业半天，但张嘉H决定下午继续营业，并登报公告。
星期⽇，行银又在报上登广告，宣布仍然开门兑现。市民发现，国中
行银是一家“守信”行银，本没必要去挤兑，于是人心大定，挤兑风波完全平息。风暴过后，国中
行银的声誉骤然提升，张嘉H和宋汉章则被当时的媒体报章称为“有胆识、有谋略的行银家”要是没有列強在后面撑，杀人如⿇的袁世凯岂能放过这两位胆大包天的行银家。
后来张嘉H出任国中
行银总行副总裁，实际主持国中
行银的业务。他一上台就提出，国中
行银要招募商股，减少官股，摆脫府政的控制。张嘉H依托与江浙财阀的实力派人物陈光甫、李馥荪、虞洽卿、宋汉章、蒋鸿林、钱新之等人的莫逆之，发起张府“星期五聚餐会”后来这个“张府小饭桌”逐渐扩大，并演变成海上
行银公会。浙江财阀控制着海上
行银公会22家会员行银中的14家，到1925年时，这14家行银掌握着全部会员行银资金总数的84%。
国中
行银一再扩充商股股份，增加商股在国中
行银里的势力，江浙财阀募集股份600万元。后来北洋府政财政支绌，再将500万元官股出售。商股比例逐步提升，到1923年时增至97。47%，此时的国中
行银已由商股掌控。【4】到蒋介石进了海上，1928年央中
行银成立，国民府政对国中
行银、通行银等实施改组，強行要求增资扩股，尽管是小股东，府政总算是在这两家主力行银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打进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官股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