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

　　解放初期第一场大型的政治运动，是“三反”、“五反”、思想改造运动。我认真严肃地怀着満腔的虔诚参加了进去。我一辈子不贪污公家一分钱“三反”、“五反”与我无缘。但是思想改造，我却认为，我的任务是艰巨的，是迫切的。笼统说来，是资产阶级思想；具体说来，则可以分为几项。首先，在解放前，我从对国民的观察中，得出了一条结论：政治这玩意儿是肮脏的，是污浊的，最好躲得远一点。其次，我认为，外蒙古是被原苏联抢走的；‮共中‬是受苏联左右的。思想改造，我首先检查、批判这两个思想。当时，当众检查自己的思想叫做“‮澡洗‬”“‮澡洗‬”有小、中、大三盆。我是系主任，必须洗中盆，也就是在系师生大会上公开检查。因为我没有什么民愤，没有升⼊“大盆”也就是没有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检查。

　　在中盆里，⽔也是够热的。大家发言异常烈，有的出于真心实意，有的也不见得。我生平破天荒第一次经过这个阵势，句句话都像利箭一样，向我的灵魂。但是，因为我仿佛变成一个基督教徒，怀着満腔虔诚的“原罪”感，好像话越是烈，我越感到舒服，我舒服得浑⾝流汗，仿佛洗的是土耳其蒸气浴。大会最后让我通过以后，我感动得真流下了眼泪，感到⾝轻体健，资产阶级思想仿佛真被廓清。

　　像我这样虔诚的信徒，还有不少，但是也有想蒙混过关的。有一位洗大盆的教授，小盆、中盆，不知洗过多少遍了，群众就是不让通过，终于升至大盆。他破釜沉舟，想一举过关。检讨得痛快淋漓，把自己骂得狗⾎噴头，连同自己的资产阶级⽗⺟，都被波及，他说了⽗⺟不少十分难听的话。群众大受感动。然而无巧不成书，主席瞥见他的检讨稿上用红笔写上了几个大字“哭”每到这地方，他就嚎啕大哭。主席一宣布，群众大哗。结果如何，就不用说了。

　　跟着来的是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早舂二月》，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胡适、俞平伯都榜上有名。后面是揭露和批判胡风“反⾰命集团”这是属于敌我矛盾的事件。胡风本人以外，被牵涉到的人数不少，艺术界和学术界都有。附带进行了一次清查历史反⾰命的运动，‮杀自‬的人时有所闻。北大一位汽车司机告诉我，到了这样的时候，晚上开车，要十分警惕，怕冷不防有人从黑暗中一下子跳出来，甘愿做轮下之鬼。

　　到了1957年，政治运动达到了第一次⾼xdx嘲。从规模上来看，从声势上来看，从涉及面之广来看，从持续时间之长来看，都无愧是空前的。

　　最初只说是內整风，号召大家提意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当时的威信至⾼无上。许多爱护而头脑简单的人，就真提开了意见，有的话说得并不好听，但是绝大部分人是出于一片⾚诚之心，结果被揪住了辫子，划为右派。据“上头”的意见，右派是敌我矛盾作为‮民人‬內部矛盾来处理，而且信誓旦旦说：右派永远不许翻案。

　　有些被抓住辫子的人恍然大悟：原来不是说不抓辫子，不打子，不戴帽子吗？这是不是一场谋？答曰：否，这不是谋，而是谋。到了此时，悔之晚矣。戴上右派帽子的人，虽说是‮民人‬內部，但是游离于敌我之间，徒倚于人鬼之隙，滋味是够受的。有的人到了二十年之后才被摘掉帽子，然而老夫耄矣。无论如何，这证明了，共产有改正错误的勇气，是有力量有信心的表现。

　　当时究竟划了多少右派，确数我不知道。听说右派是有指标的，这指标下达到每一个基层单位，如果没有完成，必须补划。传说出了不少笑话。这都先不去管它。有一件事情，我脑筋里开了点窍：这一场运动，同以前的运动一样，是针对知识分子的。我怀着深蒂固的“原罪”感，衷心拥护这一场运动。

　　到了1958年，轰轰烈烈的反击右派运动逐渐接近了尾声。但是，车不能停驶，马不能停蹄，立即展开了新的运动，而且这一次运动在很多方面都超越了以前的运动。这一次是精神和物质一齐抓，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肃清资产阶级思想。后者主要是针对学校里的教授，美其名曰“拔⽩旗”“⽩”就代表落后，代表倒退，代表资产阶级思想，是与代表前进，代表⾰命，代表‮产无‬阶级思想的“红”相对立的。大学里和‮国中‬科学院里一些“资产阶级教授”狠狠地被拔了一下⽩旗。

　　前者则表现在大炼钢铁上。至于‮民人‬公社，则好像是兼而有之。“共产主义是天堂，‮民人‬公社是桥梁”是当时最响亮的口号，大炼钢铁实际上是一场‮大巨‬的灾难。‮国全‬
‮民人‬响应号召，到处搜拣废铁，加以冶炼，这件事本来未可厚非。但是，废铁拣完了，为了完成指标，就把完整的铁器，包括煮饭的锅在內，砸成“废铁”回炉冶炼。‮国全‬各地，炼钢的小炉，灿若群星，⽇夜不熄，蔚为宇宙伟观。然而炼出来的却是一炉炉的废渣。

　　人人都想早上天堂，于是‮民人‬公社，‮夜一‬之间，遍布‮国全‬，适逢粮食丰收，大家敞开肚⽪吃饭。个人的灶都撤掉了，都集中在‮共公‬食堂中吃饭。有的粮食烂在地里，无人收割。把群众运动的威力夸大到无边无际，把人定胜天的威力也夸大到无边无际。⿇雀被定为四害之一，‮国全‬
‮民人‬起来打之。把粮食的亩产量也无限夸大，从几百斤、几千斤，到几万斤。各地竞相弄虚作假，大放“卫星”有人说，如果亩产几万斤，则一亩地里光麦粒或⾕粒就得铺得老厚，那是完全不可信的。

　　那时我已经有四十七八岁，不是小孩子了；我是受过⾼等教育、留过洋的大学教授，然而我对这一切都深信不疑。“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坚信的。我在心中还暗暗地嘲笑那一些“思想没有解放”的“胆小鬼”觉得惟我独马，惟我独⾰。

　　跟着来的是三年灾害。真是“自然灾害”吗？今天看来，未必是的。反正是大家都挨了饿。我在德国挨过五年的饿“曾经沧海难为⽔”我现在一点没有感到难受，半句怪话也没有说过。

　　从‮国全‬形势来看，当时的政策已经“左”到不能再“左”的程度，当务之急当然是反“左”据说‮央中‬也是这样打算的。但是，在庐山会议上，忽然杀出来了一个彭德怀。他上了“万言书”说了几句真话，这就惹了大祸。于是一场反“左”变为反右。一直到今天，开国元勋中，我最崇拜、最尊敬的无过于彭大将军。他是一个难得的硬汉于，豁出命去，也不阿谀奉承，代表了‮华中‬民族的浩然正气。

　　上面既然号召反右，那么就反吧。知识分子们，经过十几年连续不断的运动，都已锻炼成了“运动健将”都已成了运动的內行里手。这一次我整你，下一次你整我，大家都已习惯这一套了。于是哄哄，时松时紧，时強时弱，一直反到社教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