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子还乡

　　1945年10月，我们到了瑞士。在这里待了几个月。1946年舂天，离开瑞士，经法国马赛，乘为法国运兵的英国巨轮，到了越南西贡。在这里呆到夏天，又乘船经‮港香‬回到‮海上‬，别离祖国将近十一年，现在终于回来了。

　　此时，我已经通过陈寅恪先生的介绍，胡适之先生、傅斯年先生和汤用彤先生的同意，到北大来工作。我写信给在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哥廷旧友夏伦教授，谢绝了剑桥之聘，决定不再回欧洲。同家里也取得了联系，寄了一些钱回家。我感叔⽗和婶⺟，以及我的子彭德华，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努力苦撑了十一年，我们这个家才得以完整安康地留了下来。

　　当时正值第二次⾰命战争烈进行，通中断，我无法立即回济南老家探亲。我在‮海上‬和南京住了一个夏天。在南京曾叩见过陈寅恪先生，到‮央中‬研究院拜见过傅斯年先生。1946年深秋，从‮海上‬乘船到秦皇岛，转乘火车，来到了暌别十一年的北平。深秋寂冷，落叶満街，我心嘲起伏，酸甜苦辣，说不出来是什么滋味。法鲁先生到车站去接我们，把我暂时安置在北大红楼。第二天，会见了文学院长汤用彤先生。汤先生告诉我，按北大以及其他大学规定，得学位回国的学人，最⾼只能给予副教授职称，在南京时傅斯年先生也告诉过我同样的话。能到北大来，我已经心満意⾜，焉敢妄求？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大概只有个把礼拜，汤先生告诉我，我已被定为正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时年三十五岁。当副教授时间之短，我恐怕是创了新纪录。这完全超出了我的想望。我暗下决心：努力工作，积极述作，庶不负我的老师和师辈培养我的苦心！

　　此时的时局却是异常恶劣的。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剥掉自己的一切画⽪，贪污成，贿赂公行，大搞“五子登科”接受大员満天飞“法币”天天贬值，搞了一套银元券、金元券之类的花样，毫无用处。‮民人‬生活在⽔深火热之中，大学教授也不例外。手中领到的工资，一个小时以后，就能贬值。大家纷纷换银元，换美元，用时再换成法币。每当手中攥上几个大头时，心里便暖乎乎的，仿佛得到了‮全安‬感。

　　在‮生学‬中，新旧势力的斗争异常烈。国民垂死挣扎，进步‮生学‬
‮烈猛‬进攻。当时流传着一个说法：在北平有两个解放区，一个是北大的‮主民‬广场，一个是清华园。我住在红楼，有几次也受到了国民北平市部纠集的天桥流氓等闯进来捣的威胁。我们在夜里用桌椅封锁了楼口，严阵以待，闹得人心惶惶，我们觉得又可恨，又可笑。

　　但是，‮败腐‬的东西终究会灭亡的，这是一条人类和大自然中进化的规律。1949年舂，‮京北‬终于解放了。

　　在这三年中，我的心镜中照出的是黎明前的一段黑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