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事与愿违

　　熙宁变法失败，宋神宗和王安石无疑都有责任。宋神宗太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王安石则太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但就事论事，就法论法，这些新法本⾝却并无大错。它们无一不是出自良好的愿望，甚至是很替农民着想的。这次变法，不该是这个结果。

　　就说青苗法。

　　平心而论，青苗法应该是新法中最能兼顾‮家国‬和民众利益的一种了。我们知道，一年当中，农民最苦的是舂天。那时，秋粮已经吃完，夏粮尚未收获，正所谓“青⻩不接”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时农民又其实是有钱有粮的。这个“钱粮”就是地里的青苗，只是不能“兑现”而已。于是那些有钱有粮的富户人家，就在这个时候借钱借粮给农民，约定夏粮秋粮成后，加息偿还。利息当然是很⾼的，是一种⾼利贷。还钱还粮也一般不成问题，因为有地里的青苗作担保，是一种“抵押‮款贷‬”当然，如果遇到自然灾害，颗粒无收，农民就只好卖地了。土地的兼并，便由此而生。

　　所谓“青苗法”说⽩了，就是由‮家国‬替代富户来发放这种“抵押‮款贷‬”即在每年青⻩不接时，由官府向农民‮款贷‬，秋后再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所定的利息，自然较富户为低。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摧兼并，济贫乏”既免除农民所受的⾼利贷盘剥，也增加‮家国‬的财政收⼊。这当然是两全其美的事。至少，在王安石他们看来，农民向官府借贷，总比向地主借好（靠得住，也少受剥削）；农民向官府还贷，也总比还给地主好。还给地主，肥了‮人私‬；还给官府，富了‮家国‬。农民没有增加负担，‮家国‬却增加了收⼊，这难道不是好办法？

　　实行青苗法所需的经费，也不成问题。因为各地都有常平仓和广惠仓。我们知道，农业帝国以农为本，以粮为纲，而农业生产靠天吃饭，每年的收成并不一样。丰年⾕伤农，灾年⾕贵伤民，这就要靠‮府政‬来平抑物价。也就是说，丰年⾕，‮府政‬必须拿一笔钱出来，平价收购粮食，储存于官方粮库，等到灾年⾕贵时，再平价卖给百姓。这样就能防止富户奷商囤积居奇投机倒把，做到“物价常平，公私两利”这个办法，就叫常平法；专门用来储存平抑物价之粮食的仓库，就叫常平仓。在现代，是属于粮食部门和物价部门主管的事情。

　　至于广惠仓，则是用于防灾救济的‮家国‬储备粮库，始建于宋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当时，由于地主死亡无人继承等原因，各地都有一些无主的土地。这些土地，历来由官府自行出售。枢密使韩琦却建议将这些土地由官府雇人耕种，所得田租专款专用，专门用来救济境內老弱病残和救灾。这就是广惠仓。在现代，是属于‮政民‬部门主管的事情。

　　王安石的办法，是变“常平法”为“青苗法”即将常平仓和广惠仓卖出陈米的钱用来做青⻩不接时的“抵押‮款贷‬”这也是一箭多雕的。青⻩不接时，粮价飞涨，卖出仓內陈⾕，可以平抑物价，此其一；卖粮所得之资可以用于‮款贷‬，此其二；平价粮食和抵押‮款贷‬都能救济农民，此其三；‮家国‬凭此‮款贷‬可以获得利息，此其四。当然，奷商富豪受到抑制，农民负担得以减轻，也是好处之一。总之，青苗‮款贷‬利息较低，农民负担得起；所卖原本库中陈粮，‮家国‬负担不重。何况官府借出余粮，可解农民燃眉之急；秋后收回利息，可增王朝国库之资。这难道不是公私两利？难怪王安石会夸下海口：我不用增加赋税也能增加国库收⼊（民不加赋而国用⾜）。

　　然而实际作下来的结果却极其可怕。

　　首先利息并不低。王安石定的标准，是年息二分，即‮款贷‬一万，借期一年，利息二千。这其实已经很⾼了，而各地还要加码。地方上的具体做法是，舂季发放一次‮款贷‬，半年后就收回，取利二分。秋季又发放一次‮款贷‬，半年后又收回，再取利二分。结果，‮款贷‬一万，借期一年，利息四千。原本应该充分考虑农民利益的低息‮款贷‬，变成了一种官府垄断的⾼利贷。而且，由于执行不一，有些地方利息之⾼，竟达到原先设定的35倍！

　　利息⾼不说，手续还⿇烦。过去，农民向地主‮款贷‬，双方讲好价钱即可成。现在向官府‮款贷‬，先要申请，后要审批，最后要还贷。道道手续，都要求人，托请，给胥吏衙役“好处费”每过一道程序，就被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从中盘剥一回。这还是手续简便的。如果繁琐一点，则不知要费几何！农民⾝上有多少⽑，经得起他们这样拔？

　　更可怕的是，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给‮国全‬各地都下达了‮款贷‬指标，规定各州各县每年必须贷出多少。这样一来，地方官就只好硬摊派了。当然，层层摊派的同时，还照例有层层加码。于是，不但贫下中农，就连富裕中农和富农、地主，也得“奉旨‮款贷‬”不贷是不行的，因为‮款贷‬已然“立法”你不‮款贷‬，就是犯法！

　　结果，老百姓增加了负担，地方官增加了收⼊。而且，他们的寻租又多了一个旗号，可以假改⾰之名行‮败腐‬之实了。改⾰帮了‮败腐‬的忙，这恐怕是王安石始料所未及的吧？

　　所以，不要以为贪官污吏害怕改⾰。不，他们不害怕改⾰，也不害怕不改⾰，只害怕什么事情都没有，什么事情都不做，无为而治。如果无为而治，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捞钱了。相反，只要朝廷有动作，他们就有办法，倒不在乎这动作是改⾰还是别的什么。比方说，朝廷要征兵，他们就收征兵费；要办学，他们就收办学费；要剿匪，他们就收剿匪费。反正只要上面一声令下，他们就趁机雁过拔⽑！

　　何况这次改⾰的直接目的原本就是要增加‮家国‬财政收⼊。这样一种改⾰，说得好听叫理财，说得不好听就只能叫聚敛。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条件下，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一个常数。财富不蔵于国，即蔵于民。国库里的钱多了，老百姓手里的钱就少了。变法以后，神宗新建的32座內殿库房堆満绢缎，只好再造库房。但这些财富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是从地里长出来的吗？显然不是。正如司马光所言“不取诸民，将焉取之”？

　　也许，这便正是所谓保守派主张渐进式改⾰甚至暂不改⾰的原因之一。据《宋史·食货志》记载，在变法之初，司马光就对神宗皇帝明确指出：“国用不⾜，在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显然，这都是政治问题，不是经济问题，更不是技术问题。因此改⾰必定是一个系统工程，当然只能从长计议（甚至在我们看来，这些问题本就解决不了）。难怪司马光要说：“必须陛下与两府大臣及三司官吏深思救弊之术，磨以岁月，庶几有效，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像王安石那样蛮⼲，岂有不失败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