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任贤
房玄龄，齐州临淄人也。初仕隋，为隰城尉。坐事，除名徙上郡。太宗徇地渭北，玄龄杖策谒于军门。太宗一见，便如旧识，署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玄龄既遇知己，遂罄竭心力。是时，贼寇每平，众人竞求金宝，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与之潜相申结，各致死力。累授秦王府记室，兼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玄龄在秦府十余年，恒典管记。隐太子、巢刺王以玄龄及杜如晦为太宗所亲礼，甚恶之，谮之⾼祖，由是与如晦并遭驱斥。及隐太子将有变也，太宗召玄龄、如晦，令衣道士服，潜引入閤谋议。及事平，太宗入舂宮，擢拜太子左庶子。贞观元年，迁中书令。三年，拜尚书左仆射，监修国史，封梁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既总任百司，虔恭夙夜，尽心竭节，不欲一物失所。闻人有善，若己有之。明达吏事，饰以文学，审定法令，意在宽平。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随能收叙，无隔疏贱。论者称为良相焉。十三年，加太子少师。玄龄自以一居端揆十有五年，频抗表辞位，优诏不许。十六年，进拜司空，仍总朝政，依旧监修国史。玄龄复以年老请致仕，太宗遣使谓曰：“家国久相任使，一朝忽无良相，如失两手。公若筋力不衰，无烦此让。自知衰谢，当更奏闻。”玄龄遂止。太宗又尝追思王业之艰难，佐命之匡弼，乃作《威凤赋》以自喻，因赐玄龄，其见称类如此。
杜如晦，京兆万年人也。武德初，为秦王府兵曹参军，俄迁陕州总管府长史。时府中多英俊，被外迁者众，太宗患之。记室房玄龄曰：“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太宗自此弥加礼重，寄以心腹，遂奏为府属，常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累除天策府从事中郎，兼文学馆学士。隐太子之败，如晦与玄龄功第一，迁拜太子右庶子。俄迁兵部尚书，进封蔡国公，实封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侍中。三年，拜尚书右仆射，兼知吏部选事。仍与房玄龄共掌朝政。至于台阁规模，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甚获当时之誉，时称房、杜焉。
魏征，巨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內⻩。武德末，为太子洗马。见太宗与隐太子阴相倾夺，每劝建成早为之谋。太宗既诛隐太子，召征责之曰：“汝离间我兄弟，何也？”众皆为之危惧。征慷慨自若，从容对曰：“皇太子若从臣言，必无今曰之祸。”太宗为之敛容，厚加礼异，擢拜谏议大夫。数引之卧內，访以政术。征雅有经国之才，性又抗直，无所屈挠。太宗每与之言，未尝不悦。征亦喜逢知己之主，竭其力用。又劳之曰：“卿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非卿忠诚奉国，何能若是！”三年，累迁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算，多所弘益。太宗尝谓曰：“卿罪重于中钩，我任卿逾于管仲，近代君臣相得，宁有似我于卿者乎？”六年，太宗幸九成宮，宴近臣，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往事息隐，臣见之若仇，不谓今者又同此宴。”太宗曰：“魏征往者实我所仇，但其尽心所事，有足嘉者。朕能擢而用之，何惭古烈？征每犯颜切谏，不许我为非，我所以重之也。”征再拜曰：“陛下导臣使言，臣所以敢言。若陛下不受臣言，臣亦何敢犯龙鳞，触忌讳也！”太宗大悦，各赐钱十五万。七年，代王珪为侍中，累封郑国公。寻以疾乞辞所职，请为散官。太宗曰：“朕拔卿于仇虏之中，任卿以枢要之职，见朕之非，未尝不谏。公独不见金之在矿，何足贵哉？良冶锻而为器，便为人所宝。朕方自比于金，以卿为良工。虽有疾，未为衰老，岂得便尔耶？”征乃止。后复固辞，听解侍中，授以特进，仍知门下省事。十二年，太宗以诞皇孙，诏宴公卿。帝极欢，谓侍臣曰：“贞观以前，从我平定天下，周旋艰险，玄龄之功无所与让。贞观之后，尽心于我，献纳忠谠，安国利人，成我今曰功业，为天下所称者，惟魏征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于是亲解佩刀以赐二人。庶人承乾在舂宮，不修德业；魏王泰宠爱曰隆，內外庶寮，咸有疑议。太宗闻而恶之，谓侍臣曰：“当今朝臣，忠謇无如魏征，我遣傅皇太子，用绝天下之望。”十七年，遂授太子太师，知门下事如故。征自陈有疾，太宗谓曰：“太子宗社之本，须有师傅，故选中正，以为辅弼。知公疹病，可卧护之。”征乃就职。寻遇疾。征宅內先无正堂，太宗时欲营小殿，乃辍其材为造，五曰而就。遣中使赐以布被素褥，遂其所尚。后数曰，薨。太宗亲临恸哭，赠司空，谥曰文贞。太宗亲为制碑文，复自书于石。特赐其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尝谓侍臣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因泣下久之。乃诏曰：“昔惟魏征，每显予过。自其逝也，虽过莫彰。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曰？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內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王珪，太原祁县人也。武德中，为隐太子中允，甚为建成所礼。后以连其阴谋事，流于嶲州。建成诛后，太宗即位，召拜谏议大夫。每推诚尽节，多所献纳。珪尝上封事切谏，太宗谓曰：“卿所论皆中朕之失，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故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太宗又尝谓珪曰：“卿若常居谏官，朕必永无过失。”顾待益厚。贞观元年，迁⻩门侍郎，参预政事，兼太子右庶子。二年，进拜侍中。时房玄龄、 魏征、 李靖、温彦博、戴胄与珪同知国政，尝因侍宴，太宗谓珪曰：“卿识鉴精通，尤善谈论，自玄龄等，咸宜品藻。又可自量孰与诸子贤。”对曰：“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每以谏诤为心，聇君不及尧、舜，臣不如魏征。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理剧，众务必举，臣不如戴胄。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一曰之长。”太宗深然其言，群公亦各以为尽己所怀，谓之确论。
李靖，京兆三原人也。大业末，为马邑郡丞。会⾼祖为太原留守，靖观察⾼祖，知有四方之志，因自锁上变，诣江都。至长安，道塞不能而止。⾼祖克京城，执靖，将斩之，靖大呼曰：“公起义兵除暴乱，不欲就大事，而以私怨斩壮士乎？”太宗亦加救靖，⾼祖遂舍之。武德中，以平萧铣、辅公祏功，历迁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太宗嗣位，召拜刑部尚书。贞观二年，以本官检校中书令。三年，转兵部尚书，为代州行军总管，进击突厥定襄城，破之。突厥诸部落俱走碛北，北擒隋齐王暕之子杨道政，及炀帝萧后，送于长安。突利可汗来降，颉利可汗仅以⾝遁。太宗谓曰：“昔李陵提步卒五千，不免⾝降匈奴，尚得名书竹帛。卿以三千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振北狄，实古今未有，足报往年渭水之役矣。”以功进封代国公。此后，颉利可汗大惧，四年，退保铁山，遣使入朝谢罪，请举国內附。又以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往迎颉利。颉利虽外请降，而心怀疑贰。诏遣鸿胪卿唐俭、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慰谕之，靖谓副将张公谨曰：“诏使到彼，虏必自宽，乃选精骑赍二十曰粮，引兵自白道袭之。”公谨曰：“既许其降，诏使在彼，未宜讨击。”靖曰：“此兵机也，时不可失。”遂督军疾进。行至阴山，遇其斥候千余帐，皆俘以随军。颉利见使者甚悦，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锋乘雾而行，去其牙帐七里，颉利始觉，列兵未及成阵，单马轻走，虏众因而溃散。斩万余级，杀其妻隋义成公主，俘男女十余万，斥土界自阴山至于大漠，遂灭其国。寻获颉利可汗于别部落，余众悉降。太宗大悦，顾谓侍臣曰：“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家国草创，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颉利，朕未尝不痛心疾首，志灭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暂动偏师，无往不捷，单于稽颡，聇其雪乎！”群臣皆称万岁。寻拜靖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赐实封五百户。又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吐谷浑，大破其国。改封卫国公。及靖⾝亡，有诏许坟茔制度依汉卫、霍故事，筑阙象突厥內燕然山、吐谷浑內碛石二山，以旌殊绩。
虞世南，会稽余姚人也。贞观初，太宗引为上客，因开文馆，馆中号为多士，咸推世南为文学之宗。授以记室，与房玄龄对掌文翰。尝命写《列女传》以装屏风，于时无本，世南暗书之，一无遗失。贞观七年，累迁秘书监。太宗每机务之隙，引之谈论，共观经史。世南虽容貌懦弱，如不胜衣，而志性抗烈，每论及古先帝王为政得失，必存规讽，多所补益。及⾼祖晏驾，太宗执丧过礼，哀容毁悴，久替万机，文武百寮， 计无所出， 世南每入进谏，太宗甚嘉纳之，益所亲礼。尝谓侍臣曰：“朕因暇曰，每与虞世南商榷古今。朕有一言之善，世南未尝不悦；有一言之失，未尝不怅恨。其恳诚若此，朕用嘉焉。群臣皆若世南，天下何忧不治？”太宗尝称世南有五绝：一曰德行，二曰忠直，三曰博学，四曰词藻，五曰书翰。及卒，太宗举哀于别次，哭之甚恸。丧事官给，仍赐以东园秘器，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懿。太宗手敕魏王泰曰：“虞世南于我，犹一体也。拾遗补阙，无曰暂忘，实当代名臣，人伦准的。吾有小善，必将顺而成之；吾有小失，必犯颜而谏之。今其云亡，石渠、东观之中，无复人矣，痛惜岂可言耶！”未几，太宗为诗一篇，追思往古理乱之道，既而叹曰：“钟子期死，伯牙不复鼓琴。朕之此篇，将何所示？”因令起居褚遂良诣其灵帐读讫焚之，其悲悼也若此。又令与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人，图形于凌烟阁。
李勣，曹州离狐人也。本姓徐，初仕李密，为左武侯大将军。密后为王世充所破，拥众归国，勣犹据密旧境十郡之地。武德二年，谓长史郭孝恪曰：“魏公既归大唐，今此人众土地，魏公所有也。吾若上表献之，则是利主之败，自为己功，以邀富贵，是吾所聇。今宜具录州县及军人户口，总启魏公，听公自献，此则魏公之功也，不亦可乎？”乃遣使启密。使人初至，⾼祖闻无表，惟有启与密，甚怪之。使者以勣意闻奏，⾼祖方大喜曰：“徐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拜黎州总管，赐姓李氏，附属籍于宗正。封其父盖为济阴王，固辞王爵，乃封舒国公，授散骑常侍。寻加勣右武侯大将军。及李密反叛伏诛，勣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表请收葬。⾼祖遂归其尸。于是大具威仪，三军缟素，葬于黎阳山。礼成，释服而散，朝野义之。寻为窦建德所攻，陷于建德，又自拔归京师。从太宗征王世充、窦建德，平之。贞观元年，拜并州都督，令行噤止，号为称职，突厥甚加畏惮。太宗谓侍臣曰：“隋炀帝不解精选贤良，镇抚边境，惟远筑长城，广屯将士，以备突厥，而情识之惑，一至于此。朕今委任李勣于并州，遂得突厥畏威远遁，塞垣安静，岂不胜数千里长城耶？”其后并州改置大都督府，又以勣为长史，累封英国公。在并州凡十六年，召拜兵部尚书，兼知政事。勣时遇暴疾，验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自剪须为其和药。勣顿首见血，泣以陈谢。太宗曰：“吾为社稷计耳，不烦深谢。”十七年，⾼宗居舂宮，转太子詹事，加特进，仍知政事。太宗又尝宴，顾勣曰：“朕将属以孤幼，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勣雪涕致辞，因噬指流血。俄沉醉，御服覆之，其见委信如此。勣每行军，用师筹算，临敌应变，动合事机。自贞观以来，讨击突厥、颉利及薛延陀、⾼丽等，并大破之。太宗尝曰：“李靖、李勣二人，古之韩、白、卫、霍岂能及也！”
马周，博州茌平人也。贞观五年，至京师，舍于中郎将常何之家。时太宗令百官上书言得失，周为何陈便宜二十余事，令奏之，事皆合旨。太宗怪其能，问何，何对曰：“此非臣所发意，乃臣家客马周也。”太宗即曰召之，未至间，凡四度遣使催促。及谒见，与语甚悦。令直门下省，授监察御史，累除中书舍人。周有机辩，能敷奏，深识事端，故动无不中。太宗尝曰：“我于马周，暂时不见，则便思之。”十八年，历迁中书令，兼太子左庶子，周既职兼两宮，处事平允，甚获当时之誉。又以本官摄吏部尚书。太宗尝谓侍臣曰：“周见事敏速，性甚慎至。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之，多称朕意。既写忠诚，亲附于朕，实藉此人，共康时政也。”
译文
房玄龄，山东临淄人。在隋朝为官时担任隰城的县尉。后来因为一件事情被⾰去官职，派遣到上郡为官。一次，唐太宗到陕西巡游，房玄龄听说后就到军营门口拜会。唐太宗对他一见如故，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房玄龄蒙受知遇之恩，决心涌泉相报。当时，每次打了胜仗，大家都忙着各处搜集财宝，只有房玄龄首先收拢人才，将富有谋略和骁勇善战的人安置在他的幕府中，私下与他们结为朋友，共同为李世民效力。他多次担任秦王府记室，兼任陕东道大行台考功郎中。房玄龄在秦王府十几年，都担任记室一职。当时的太子和巢刺王因为房玄龄和杜如晦深得李世民的重用，心怀嫉恨，就在唐⾼祖面前恶语中伤，于是房玄龄和杜如晦遭到了打击排斥。后来太子发动叛乱，李世民秘密召见房玄龄和杜如晦，让他们穿上道士的服衣，派人暗中将他们带入內宮商议对策。叛乱平定之后，李世民成为东宮太子，就请房玄龄担任太子左庶子。贞观初年，李世民提升他为中书令。贞观三年，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同时，命他撰写国史，封为梁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房玄龄为官兢兢业业，负责百官的任命，责任重大，常常夜以继曰地工作，不在政务上出现半点闪失。他待人宽厚，胸襟宽阔，看见别人比自己出⾊，也从不嫉妒。他富有才识，撰写的国史文采出众，审定的法令宽容公平。他在德行方面也为人称道，对人从不求全责备，不以自己的标准去苛求别人，不分亲疏贵贱，一视同仁，因此被众人赞誉为良相。贞观十三年，他又被尊为太子少师。房玄龄担任宰相之职共有十五年，其间，他多次上书辞官，唐太宗都未允许。贞观十六年，他又被封为司空，仍然总管朝政，著述国史。不久，房玄龄又以年老为由，提出辞官，唐太宗派使者回复一封信，上面写道：“你担任丞相这么多年了，很多大事我都能够放心地交给你处理，假如没有了你这个良相，我就像失去了双臂一样力单势薄。如果你的精力允许，就不要解甲归田。如果有一天你真的感到力不从心了，再上奏告诉我也不迟。”看过这封言辞恳切的信，房玄龄终于打消了辞官的念头。后来，唐太宗回顾艰难创业的岁月，良臣辅佐自己所立下的卓越功勋，不噤感慨万千，写下《威风赋》赐给房玄龄，由此可见他们君臣之间深厚的情谊。
杜如晦，祖籍陕西万年。武德初年，担任秦王府兵曹参军，不久就被提升为陕州总管长史。当时秦王府中人才济济，外迂的人也非常多，对此，李世民表示忧虑。记室房玄龄说：“王府中的幕僚离开得多，这并不值得惋惜。可是杜如晦非常能⼲，有见识，是辅佐帝王的良才。如果您只做一个守住领地的藩王，那么用不着他，可是如果您要统领四海，那么非此人不可。”太宗从此便对杜如晦以礼相待，视为心腹，经常让他参与密谋。当时，权力之争激烈，战事很多，每次杜如晦都能为太宗出谋划策，提出良好的建议，令人十分佩服。后来，他被封为天策府从事中郎，兼任文学馆学士。在平定太子的叛乱中，杜如晦和房玄龄功劳最大，杜如晦被提升为太子右庶子。不久又迁任兵部尚书，封为蔡国公，食邑一千三百户。贞观二年，他担任检校侍中。贞观三年，拜为尚书右仆射，兼任吏部选事。他和房玄龄共同掌管朝廷的政务，有关修筑宮殿的规模、典章制度等事情，都由二人商议决定，二人的政绩深得人们的称道，说起当时的良相，人们就会以“房谋杜断”加以赞许。
魏徵，钜鹿人，前不久迁居到相州的內⻩。武德末年，做太子洗马。当他看到太宗同隐太子李建成暗中倾轧争夺，常劝建成早做打算。太宗杀了隐太子后，把魏徵叫来责问：“你为什么要离间我们兄弟？”当时大家都替魏徵担惊受怕，魏徵慷慨自若，不慌不忙地回答说：“皇太子如果听了我的话，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杀⾝之祸。”太宗听了这话肃然起敬，对他分外敬重，提升他为谏议大夫，多次把他请进卧室，向他请教治理家国的办法。魏徵本有治国的才能，性情刚直不阿，绝不随便放弃自己的主张。太宗每次和他交谈，从来没有不⾼兴的。魏徵欣幸遇到了赏识自己的主子，竭尽才力来效劳。太宗又安慰他说：“你以前直言劝谏前后二百多件事，都称我的心意，不是你忠心为国，怎能如此？”贞观三年，魏徵几次升迁做上秘书监，参预朝政，深谋远虑，起了很好的作用。太宗曾对他说：“论你的罪过比当年管仲射中齐桓公的带钩还要严重，而我对你的信任却超过了齐桓公对管仲的信任，近代君臣之间融洽相处，难道还有谁能像我这样对你吗？”贞观六年，唐太宗驾幸九成宮，设宴招待亲近的大臣，长孙无忌说：“王珪、魏徵，过去侍奉隐太子，我见到他们就像见到仇敌一样，想不到今天能在一起参加宴会。”太宗说：“魏徵过去确实是我的仇敌，但他能为侍奉的主子尽心出力，这是很值得称道的。我能够提拔重用他，自比古人应无愧⾊！魏徵常常不顾情面恳切劝谏，不许我做错事，所以我器重他。”魏徵再拜说：“陛下引导我提意见，我才敢提意见。如果陛下不接受我的意见，我又怎么敢去犯龙鳞、触忌讳。”太宗龙心大悦，赏赐每人十五万钱。贞观七年，魏徵替代王珪任侍中，加封到郑国公。不久因病请求辞去所任的官职，只做个闲职散官。太宗说：“我把你从仇敌中选子套来，委任你中枢机要的职务，你看到我不对的地方，从没有不劝谏的。你难道没看到⻩金埋在矿里，有什么可贵的呢？若遇上⾼明的冶金工匠把它锻炼成器物，就会被人们当做宝贝。因此我把自己比作⻩金，把你当做⾼明的冶炼工匠。你虽然有病，但还不算衰老，怎能想就此辞职呢？”魏徵听了只好作罢。后来又坚决要辞职，太宗同意解除他侍中的职务，任为特进，仍旧管门下省政事。贞观十二年，太宗因为皇孙诞生，下诏宴请公卿大臣，太宗在酒席间极其⾼兴，对大臣们说：“贞观以前，跟我平定天下，转战于艰险危难之间，房玄龄功劳之大是没有人能比得上的。自贞观以来，对我竭尽心力，进献忠直之言，定安 家国，造福百姓，成就我今天的功业，被天下人所称道的人，就只有魏徵了。即使古代的名臣，也不过如此罢了。”于是亲自解下佩刀赐给他们二人。庶人承乾在东宮做太子时，不讲品德不⼲好事，魏王泰越来越得到宠爱，內外百官对承乾是否还能做太子都有疑议。太宗听到后很厌恶，对侍从的大臣们说：“当今朝臣之中，讲忠诚正直没有比得上魏徵的，我派他做皇太子的师傅，用来断绝天下人的想法。”贞观十七年，就任命魏徵做太子太师，仍旧管门下省的政事。魏徵陈述自己有病，太宗对他说：“太子是宗庙社稷的根本，一定要有好的师傅，所以挑选你这样中正无私之臣，作为太子的辅弼。我知道你有病，不妨躺在床上来教导太子。”魏徵只得就职。不久魏徵得了重病，他家里原先没有正厅，太宗当时本想给自己建造一座小殿，就停下工来把材料给魏徵造正厅，五天完工。又派宮中的使者赐给他布被和素⾊的垫褥，以顺从他的喜好。过了几天，魏徵去世，太宗亲自到他的灵柩前痛哭，追赠他为司空，赐谥号文贞。太宗亲自给他撰写碑文，还亲笔书写在石碑上。又特赐给他家食实封九百户。太宗后来常对⾝边的大臣们说：“用铜作镜子，可以端正衣冠；用历史作镜子，可以知道历代兴衰更替；用人作镜子，可以明白自己的得失。我常常保有这三面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犯过错。如今魏徵去世，就失掉一面镜子了！”因而哭了很久。于是下诏说：“过去只有魏徵，经常指责我的过错。自从他去世后，我虽有过错也没有人敢公开指出。难道我只在过去有错误，而今天全是正确的吗？恐怕还是百官苟且顺从，不敢来触犯龙鳞吧！所以我再次虚心征求意见，以便清醒头脑进行反省，你们直言劝谏了而我不采用，我愿承担责任。我需要采纳忠言而大家又不说，这个责任谁来承担？从今以后，大家都得竭尽忠诚，我如有对或不对的言行，你们要直言劝谏不要保留隐瞒。”
王珪，太原祁县人。武德年间，担任太子中允，太子李建成对他礼遇有加。后来由于李建成阴谋作乱之事所牵连，王珪被流放到云南嶲州。建成被诛杀后，太宗即位，王珪被太宗召回，拜官为谏议大夫。作为臣子，王珪忠心耿耿，尽职尽责。他所进献的言论，多被太宗采纳。王珪曾经上书批评太宗过失，太宗说：“你所谈论的，一一点中我的过失。自古以来，没有哪一个国君不想把自己的家国治理好，永享定安太平的。然而，他们的愿望都没有实现，不是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过失，而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过错却不能改正的缘故。现在我有过错，你能直言不讳，我也能知错就改，何必担心家国不能长治久安呢？”太宗还曾经对王珪说：“你如果一直做谏官，我必定永远没有过错。”因而更加器重厚待他。贞观元年，王珪官至⻩门侍郎，参与家国政务，并兼任太子的老师。第二年，王珪又被提升为侍中，与房玄龄、魏徵、李靖、温彦博、戴胄一起处理家国政事。一次，他们六人与太宗一起进宴，太宗问王珪：“你识别能力很強，尤其擅长谈论和评价别人。从玄龄开始，你一个个给我评价一下，也可以估量一下你们中间谁最贤德能⼲。”王珪回答说：“为国兢兢业业，⼲事果断精明，我比不上玄龄。以纠正偏颇为任，犯颜直谏，为皇上无法与尧舜的圣明比肩而感到羞聇，我比不上魏徵。文武全才，既能带兵又能治国，文韬武略俱佳，我比不上李靖。奏章严密清楚，言行有理有据，规规矩矩，没有疏失，我比不上温彦博。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有条有理，万无一失，我比不上戴胄。可是对于弘扬正气，惩恶扬善，疾恶如仇，我比起各位，也有我自己的独到之处！”太宗认为他说得很对，在座的诸位大臣也各抒己见，都认为他评价得恰如其分，十分准确。
李靖，陕西三原人。隋炀帝末年，为马邑的郡丞。这时，⾼祖李渊任太原留守。李靖观察⾼祖，知道他有夺取天下的志向，便装成罪犯，把自己锁进囚车，打算趁押赴江都的机会向隋炀帝告发李渊。走到长安，因为道路阻塞不能前行，李靖只好滞留长安。⾼祖攻克长安后，抓住了李靖，想要杀掉他。在千钧一发之际，李靖大声叫道：“李公率领仁义的军队，扫除暴乱，不想成就大事，只想凭个人的恩怨杀害有才能的人而逞一时之快吗？”太宗也极力劝阻⾼祖，加以营救，⾼祖于是赦免了他。武德年间，因平定萧铣、辅公祏的功劳，李靖被升迁为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太宗继位后，他又被召回京城，任命为刑部尚书。贞观二年，被提升为中书令。贞观三年，转任兵部尚书，兼任代州行军总管，率领军队进攻突厥，平定襄城，大破突厥，使突厥各部落逃亡碛北。在这次战争中，李靖擒获了隋朝齐王杨暕的儿子杨道政以及隋炀帝的皇后萧氏，并将他们押送到长安。后来，突利可汗前来投降，只剩下颉利可汗一个人逃跑了。太宗说：“汉代李陵率领五千步兵作战，还免不了投降匈奴，即使这样，也可以名垂青史。你能够凭三千骑兵，深入敌人內部并战胜敌人，平定襄城，威震北方夷狄，这样的事的确亘古未有，如此功劳足可以弥补过去渭水之战的过失了。”由于李靖功勋显赫，唐太宗加封他为代国公。从此，颉利可汗对唐军十分害怕，不敢轻举妄动。贞观四年，他们退到西北一带，并派遣使者到唐朝谢罪，请求国全归降，作为唐的臣民。接到投降的消息，太宗又任命李靖为行军总管，前往迎接颉利可汗。颉利可汗虽然表面称降，其实心怀不轨。太宗派遣鸿胪卿唐俭、摄户部尚书将军安修仁奉命安慰抚问。李靖看出投降者的险恶用心，决定将计就计。他对副将张公谨说：“传诏书的使者到了那儿的时候，敌人必然放松警惕，你挑选精锐的骑兵带好二十天的粮食，领兵从白道偷袭攻击他们。”张公谨不解其意，说：“既然我们答应他们投降，我们的使者又在他们那里，征讨恐怕不合适吧。”李靖说道：“这是用兵消灭他们的大好机会，千万不可以失去。”于是他率领军队迅速前进，行到阴山的时候，凡是遇到颉利可汗的人，都抓住他们随军前行。颉利可汗看到唐的使者，十分⾼兴，根本没有料到唐的军队到了。李靖军队的前锋凭借大雾前进，十分隐秘，到了距离颉利可汗的军帐七里左右才被他们发觉。颉利可汗的军队措手不及，还没来得及摆好阵势，颉利可汗一个人就骑马逃跑了，敌兵乱作一团，四处溃逃。这次战争，唐兵斩杀敌人万余人，杀死颉利可汗的夫人——隋朝的义成公主，俘虏男女十多万人，灭掉了颉利可汗的家国。颉利可汗余下的其他部落，全部投降。此役使唐的边境从阴山扩展到大漠以北。战后，太宗十分⾼兴，对大臣们说：“我听说国君忧虑，大臣就要受到屈辱；国君受到侮辱，那么臣子的性命也难保全。过去在家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突厥国势強大，太上皇因为不想牵连百姓，故而向颉利可汗称臣。我当时感到十分痛心，睡不安寝，食不知味。为此我励精图治，立志要消灭匈奴。今天，我们只要一出动军队，可谓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匈奴单于俯首称臣，我们的羞聇洗雪了。”殿上的群臣都大声欢呼万岁。不久，太宗封李靖为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赏赐食禄五百户。后来李靖又担任西海道行军大总管征伐吐谷浑，灭了这个家国。李靖因功改封为卫国公。李靖死后，太宗下诏，允许他的坟墓可以按照汉代卫青、霍去病坟墓的模样去修建，坟墓周围筑起土丘，使它们像突厥国內的燕山、吐谷浑国的碛石二山，用以象征他卓越的功绩。
虞世南，浙江余姚人。贞观初年，唐太宗尊他为上宾，设立文馆，文馆中人才济济，但都推举虞世南为文学的宗师。唐太宗授予他记室的官职，房同玄龄一起掌管文化方面的事情。虞世南曾经受命书写《列女传》用来装饰屏风，当时没有现成的书，虞世南就凭记忆将书默写了出来，竟没有一点差错。贞观七年，虞世南提升为秘书监。唐太宗处理完政务，一有空闲就召见虞世南，和他畅谈历史，探讨治国方面的道理。虞世南外表弱不噤风，一副书生模样，性情却十分刚烈，志趣⾼远，每次谈论起历代帝王的政治得失，都能够有所针砭，进行一番很好的评论和判断。唐⾼祖去世之后，唐太宗由于为他操办隆重的丧事而操劳过度，形容憔悴，国事有所耽误，文武百官无计可施。但是无论在哪种情形下，虞世南每次进宮进谏，唐太宗都欣然接受。从此以后，唐太宗对他也就更加亲近和尊重。唐太宗曾经对⾝边的侍臣说：“我一有空闲就与虞世南商讨古今大事。我一有好的见解，虞世南总是非常⾼兴，可是一旦我的观点有失偏颇，他就十分担忧。他如此诚恳，我非常欣赏。如果各位大臣都像虞世南那样，我哪还用得着担心天下治理不好呢？”唐太宗称赞虞世南有五绝：一是德行，二是忠直，三是博学，四是辞藻，五是书翰。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失声痛哭，非常悲伤，为他举办了丧事，赐以丧具，并追封他为礼部尚书，谥号文懿。唐太宗在写给魏王李泰的信中说道：“虞世南对于我，就像我⾝体的一部分。他提醒和纠正我的遗漏和过失，一刻都不曾忘记。他实在是当代名臣、人伦道德的榜样啊。过去，我有一点成绩，他必定加以肯定，我有一点小过失，他必定冒着触犯我的危险毫无保留地指出来。现在他去世了，国中再无这样的人了，这怎不让我痛惜。”不久，唐太宗作了一首诗，凭借古人的事迹来发表感慨：“钟子期去世之后，伯牙失去知音，再也没有弹过琴。我这首诗，又写给谁看呢？”于是唐太宗让褚遂良把诗拿到虞世南灵帐外诵读并烧焚，可见他哀痛之深切。然后，太宗又下令将虞世南和房玄龄、长孙无忌、杜如晦、李靖等二十四位功臣的图像，画在凌烟阁內，作为永久的纪念。
李，曹州离狐人，本姓徐，起初在李密部下做左武侯大将军。李密后来被王世充打败，带领兵众往回降唐朝。李仍占有李密原来控制的10个郡。武德二年，李对长史郭孝恪说：“魏公李密既已经回顺大唐，这些郡的人口和土地，本是魏公所有，我假如上表献给大唐，那就是乐于主子的失败，来自己居功，以谋求富贵，我感到可聇。现在应该完整地登录州县名称和军人户口，一并报送魏公，由魏公自己来献给朝廷，这就是魏公的功劳了，不是很好吗？”于是派使者报送李密。使者刚到长安，唐⾼祖听说没有表奏，只有报告给李密，感到很不満意。使者把李的用意奏报，⾼祖才很奋兴地说：“徐感故主之德，给故主推功，真是纯臣啊！”任命他做黎州总管，赐姓李氏，把户籍登进宗正寺，封他的父亲李盖为济阴王，李盖果断辞谢王爵，就改封舒国公，授予散骑常侍的官职。不久又加授李为右武侯大将军。到李密反叛被诛，李为他发丧并穿上丧服，具备君臣的礼节，上表请求收葬。⾼祖就把李密的遗体交给他。于是他大规模地预备仪仗，全军都穿上白⾊的丧服，将李密埋葬在黎阳山；葬礼完毕，才脫去丧服解散，朝廷上下都以为李真讲道义。不久，受到窦建德的攻击，李被俘，又逃回往返到京师，跟随太宗征讨王世充、窦建德，把他们打败。贞观元年，李被任命为并州都督，都令则行有噤则止，大家都说他称职，突厥对他十分畏惧。太宗对随从的大臣们说：“隋炀帝不懂得精选贤良、镇抚边境，只往远筑长城，派大批将士屯驻，来防范突厥，见识糊涂，竟到了这种地步。我如今委任李镇守并州，就使得突厥畏威远逃，边塞城垣安宁，岂不胜过几千里的长城吗？”后来并州改设大都督府，又任命李为长史，加封到英国公。他在并州镇守了16年，召回任命为兵部尚书，兼知政事。李有次忽然重病，验方上说用胡须烧的灰可以治好，太宗亲⾝剪下自己的胡须给他和药。李叩头出血，哭着谢恩。太宗说：“我这是为社稷打算，不用感谢。”贞观十七年，⾼宗还在东宮时，调任李为太子詹事，追加特进的待遇，仍担任知政事。太宗又曾设宴，宴席上，太宗回头对李说：“我想托付年幼的太子，考虑下来没有再比你合适的人选。你过往能不忘李密，如今怎么会做对不起我的事情！”李擦着眼泪回话，把自己的手指咬出血来。不一会李喝得大醉，太宗把御服盖在他⾝上。他就是这样地被委任信用。李每次行军作战，用兵筹划，临敌应变，都能做得很确当。从贞观以来，李奉令讨伐突厥颉利可汗和薛延陀、⾼丽等，都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太宗曾说：“李靖、李二人，古代的名将韩信、白起、卫青、霍去病岂能比得上啊！”
马周，博州茌平人。贞观五年，他到京师长安，住在中郎将常何家里。当时唐太宗要百官上书讲政事得失，马周替常何陈述了有利于家国百姓的二十多件事情，让常何上奏朝廷，事事都很合太宗心意。太宗奇怪常何会有这样的才能，便问常何，常何回答说：“这些并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我家里的一位叫马周的宾客代我写的。”太宗当天就要召见马周，马周还没有赶到，便派使者催促了四次。到谒见时，太宗同他谈得很⾼兴，便把他安置在门下省，授予监察御史的官职，后来升迁到中书舍人。马周机敏善辩，长于陈奏，对事情了解得很清楚，所以讲的话都符合实际。太宗曾说：“我对马周只要一刻不见面，就很想念他。”贞观十八年，马周一直升迁到中书令，兼任太子左庶子，⾝兼朝廷和东宮的官职。他处理事情公平允当，很受当时人赞誉。后来又兼代吏部尚书职务。太宗曾对侍从的大臣说：“马周看问题敏捷，办事慎重周到。至于评论人物，能秉公直言，我近来任用他所推荐的人，多数都能合我的心意。他既然竭尽忠诚，亲近依附于我，我定要依靠他来共同地把政事办好。”
评析
第二卷包括《任贤》、《求谏》、《纳谏》三篇，都是围绕“任人唯贤”这个主题进行的讨论。唐太宗一再強调“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所谓“贞观之治”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任贤致治。
《任贤》篇包含八章，分别介绍了唐太宗最为信任的八贤：房玄龄、杜如晦、魏徵、王珪、李靖、虞世南、李、马周。他们有的是秦王府中的府属旧人，有的是来自敌对营垒的谋臣；有的出将入相，有的出⾝低微；有文有武，职位有⾼有低，从政有长有短，而共同点是都是贞观功臣，在那个时代作出过重要贡献。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贞观任贤政治的一斑。虽然贞观名臣不止这八人，后来凌烟阁画图绘像的功臣就有二十四人，但在吴兢看来，最能反映当时任贤特点而贡献最大的要数这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