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81-1190
[1181]
李昖没在社会上混过,自然好忽悠,可⽇本人就不同了,能出征朝鲜的,都是在国內摸爬滚打过来的,且手握重兵,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在柳成龙等人看来,这本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世界,正如那句流行语所言:一切皆有可能。
万历二十年(1592)九月,沈惟敬再次抵达义州,准备完成这个任务。
作为国王指派的联络使者,柳成龙饶有趣兴地想知道,这位混混准备凭什么挡住⽇本人,忽悠?
事情似乎和柳成龙预想的一样,沈惟敬刚到就提出,要先和⽇军建立联系,而他已经写好了一封信,准备给占据平壤的小西行长,让小西行长停止进攻,开始和谈。
这是个看上去极为荒谬的主意,且不说人家愿不愿和谈,单说你怎么建立联系,谁去送这封信?你自己去?
沈惟敬道:当然,不是我去。
他派了一个家丁,背上他写的那封信,快马奔进了平壤城,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注定是⾁包子打狗,一去不回,除了沈惟敬外。
一天之后,结果揭晓,沈惟敬胜。
这位家丁不但平安返回,还带来了小西行长的口信,表示愿意和谈。
然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因为这位小西行长同时表示,他虽然愿意谈判,却不愿意出门,如要和平,请朝鲜和大明派人上门面议。
想想也对,现在主动权在人家手里,说让你去你还就得去。
柳成龙这回⾼兴了,沈惟敬,你就吹吧,这次你怎么办?派谁去?
然而他又一次吃惊了,因为沈惟敬当即表示:
谁都不派,我自己去。
包括柳成龙在內的许多人都愣住了,虽说他们不喜这个大忽悠,但有如此胆量,还是值得佩服的。于是大家纷纷进言,说这样太危险,你最好不要去,就算要去,也得带多几个人,好有个照应。
沈惟敬却哈哈一笑,说我带个随从去就行了,要那么多人⼲嘛?
大家想想,倒也是,带兵去也⽩搭,军队打得过人家,咱也不用躲在这儿,不过为了方便,您还是多带几个人上路吧。
当然,这个所谓方便,真正的意思是如果出了事,多几个人好收尸。
于是,在众人的注视中,沈惟敬带着三个随从,向着平壤城走去。大家又一次达成了两点共识:第一,这人很勇敢;第二,他回不来了。
明朝那些事儿6[1182]
但沈惟敬却不这么想,作为一个混混,他没有多少爱国情怀。同理,他也不做赔本生意,之所以如此自信,是因为在他的⾝上,有着大混混的另一个特——随机应变,能屈能伸。
而关于这一点,还有个生动的范例。
曾盘踞山东多年的著名军阀张宗昌,就有着同样的特。这位仁兄俗称“三不知”(不知兵有多少,不知钱有多少,不知老婆有多少),当年由混混起家,后来混到了土匪张作霖的手下,变成了大混混。
有一次,张作霖派手下第一悍将郭松龄去张宗昌那里整顿军队,这位郭兄不但是张大帅的心腹,而且还到外国喝过洋墨⽔,啃过⻩油面包,一向瞧不起大混混张宗昌,总想找个机会收拾他,结果一到地方,不知张混混那筋不对,应对不利,竟然得罪了郭松龄。
这下就不用客气了,郭大哥虽然是个留生学,骂人的本事倒也没丢,手指着张大混混,张口就来:X你娘!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军阀应该是脾气暴躁,杀人不眨眼,遇此侮辱,自当拍案而起,拔剑四顾。
然而关键时刻,张宗昌却体现出了一个大混混应有的素质,他当即回答道:
你X俺娘,你就是俺爹了!
说完还给郭松龄跪了下来,我记得,他比郭兄至少大一轮。
这就是大混混的本领,他后来在山东杀人如⿇,作恶多端,那是伸,而跪郭松龄,认⼲爹,就是屈。
沈惟敬就是一个大混混,在兵部员官、朝鲜国王的面前,他屈了,而现在,正是他伸的时候。
小西行长之所以同意和谈,自然不是为了和平,他只是想借此机会摸摸底,顺便吓唬明朝使者,显显威风,用气势庒倒对手。
于是他特意出派大批军队,于平壤城外十里列阵,安排了许多全副武装的士兵,手持明晃晃的大刀和火,决定给沈惟敬一个下马威。
柳成龙也算个厚道人,送走沈惟敬后,感觉就这么了事不太地道,但要他陪着一起去,他倒也不⼲。
于是他带人登上了平壤城附近的一座山,从这里眺望平壤城外的⽇军,除了平复心中的愧疚外,还能再看沈惟敬最后一眼(虽然比较远)。
然而在那里,他看到的不是沈惟敬的人头,而是让他终⾝难忘的一幕。
明朝那些事儿6[1183]
当沈惟敬骑着马,刚踏⼊⽇军大营的时候,⽇军队列突然变动,一拥而上,把沈惟敬围得严严实实,里三层外三层⽔怈不通。然而沈惟敬却丝毫不见慌张,镇定自若地下马,在刀剑从中走⼊小西行长的营帐。
过了很久(⽇暮),沈惟敬终于又走出了营帐,毫发无伤。而柳成龙还惊奇地发现,那些飞扬跋扈的⽇军将领,包括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人,竟然纷纷走出营帐,给沈惟敬送行,而且还特有礼貌(送之甚恭)。
数年之后,柳成龙在他的回忆录里详细记载了他所看到的这个奇迹,虽然他也不知道,在那一天,沈惟敬到底说了些什么——或许永远也没人知道。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沈惟敬确实⼲了一件很牛的事情,因为仅仅一天之后,⽇军最⾼指挥官小西行长就派人来了——对沈惟敬表示慰问。
来人慰问之余,也带来了小西行长的钦佩:
“阁下在⽩刃之中颜⾊不变,如此胆⾊,⽇本国內亦未曾见识。”
⽇本人来拍马庇了,沈惟敬却只是微微一笑,讲了句牛到极点的话:
“你们没听说过唐朝的郭令公吗?当年回纥数万大军进犯,他单人匹马闯⼊敌阵,丝毫无畏。我怎么会怕你们这些人(吾何畏尔)!”
郭令公就是郭子仪,曾把安禄山打得落荒而逃,是平定安史之的主要功臣,不世出之名将。
相比而言,沈惟敬实在是个小人物,但在我看来,此时的他⾜以与郭子仪相比,且毫不逊⾊。
因为他虽是个混混,却同样无所畏惧。
马庇拍到马腿上,望着眼前这位大义凛然的人,⽇本使者手⾜无措,正不知该说什么,却听见了沈惟敬的答复:
“多余的话不用再讲,我会将这里的情况回报圣皇(即万历),自然会有处置,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约束自己的属下。”
怎么约束呢?
“⽇军不得到平壤城外十里范围之內抢掠,与之相对应,所有朝鲜军队也不会进⼊平壤城內十里!”
很多人,包括柳成龙在內,都认为沈惟敬疯了。当时的⽇军,别说平壤城外十里,就算打到义州,也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让⽇军遵守你的规定,你当小西行长的脑袋进⽔了不成?
事实证明,确实有这个可能。
明朝那些事儿6[1184]
⽇本使者回去后没多久,⽇军便出派专人,在沈惟敬划定的地域树立了地标,确定分界线。
柳成龙的嘴都合不上了,他想破脑袋也不明⽩,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只有沈惟敬,知道这一切的答案。
一直以来,他不过是个冒险者,他的镇定,他的直言不讳,他的狮子大开口,其实全都建立在一个基础上——大明。如果没有后面的那只老虎,他这头狐狸本就没有威风的资本。
而作为一个清醒的指挥官,小西行长很清楚,大明是一台沉睡的战争机器,如果在目前的局势下,贸贸然与明朝开战,后果不堪设想,必须稳固现有的战果,至于大明…,那是迟早的事。
万历二十年(1592)十一月二十八⽇,沈惟敬再次来到朝鲜,这一回,小西行长终于亮出了他的议和条件:
“以朝鲜大同江为界,平壤以西全部归还朝鲜。”
为表示自己和谈的诚意,他还补充道:
“平壤城亦还朝鲜,我军只占据大同江以东⾜矣。”
最后,他又顺便拍了拍明朝的马庇:
“幸好天朝(指明朝)还没有派兵来,和平已经实现,我们不久之后就回去啦。”
跑到人家的家里,抢了人,放了火,抢了东西,然后从抢来的东西里挑一些不值钱的,还给原先的主人,再告诉他:其实我要的并不多。
这是一个很不要脸的人,也是一个很不要脸的逻辑。
但沈惟敬似乎并没有这样的觉悟,他本来就是个混事的,又不能拍板,于是他连夜赶回去,通报了⽇军的和平条件。
照这位沈先生的想法,所谓谈判就是商量着办事,有商有量,和买菜差不多,你说一斤,我要八两,最后九两成。虽然⽇本人的条件过分了点,但只要谈,还是有成功的可能。
但当他见到宋应昌的时候,才知道自己错了。
因为还没等他开口,宋侍郞就说了这样一段话:
“你去告诉那些倭奴,如果全部撤出朝鲜,回到⽇本,讲和是可以的(不妨),但如果占据朝鲜土地,哪怕是一县、一村,都绝不能和!”
完了,既不是半斤,也不是八两,原来人家庒就没想过要给钱。
虽然沈惟敬胆子大,敢忽悠,确有过人之处,但事实证明,和真正的政治家比起来,他仍然只是混混级别。
因为他不明⽩,在这个世界上,有些原则是不能谈判的,比如家国、主权、以及尊严。
明朝那些事儿6[1185]
沈惟敬头大了,但让人惊讶的是,虽然他已知道了明朝的底线,却似乎不打算就此了解,据多种史料分析,这位仁兄已把和谈当成了自己的一种事业,并一直为此不懈努力。在不久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他的⾝影。
但在宋应昌看来,目的已经达到,因为他苦苦等待的那个人,已经做好了准备。
军阀
宋应昌等的人,叫做李如松。
李如松,是李成梁的儿子。
以往我介绍历史人物,大致都是从家世说起,爷爷、爹之类的一句带过,然后再说主角儿子,但对于这位李先生,只能破例了,因为他爹比他还有名。
作为明朝万历年间第一名将(首辅申时行语),李成梁是一个非常出名的人——特别是蒙古人,一听到这名字就打哆嗦。
李成梁,字汝器,号银城,辽东铁岭卫(即今铁岭)人。这位仁兄是个超级传奇人物,四十岁才混出头,还只是个小军官,不到十年,就成为了边界第一号人物,风头庒过了戚继光,不但当上了总兵,还成了伯爵。
当然,这一切都不是⽩给的,要知道,人家那是真刀真,踩着无数人的尸体(主要是蒙古人的),扎扎实实打出来的。
据统计,自隆庆元年(1567)到万历十九年(1591),二十多年间,李成梁年年打仗,年年杀人,年年升官,从没消停过,平均每年都要带上千个人头回来报功。杀得蒙古人魂飞魄散,搞得后来蒙古人出去抢劫,只要看到李成梁的旗帜,基本上都是掉头就跑。
事实上这位仁兄不但故事多,还是一个影响大明王朝命运的人,关于他的事情,后面再讲。这里要说的,是他的儿子李如松。
李如松,字子茂,李成梁长子,时任宣府总兵。
说起来,宋应昌是兵部的副部长,明军的第二把手,总兵都是他的下属。但作为⾼级导领,他却一定要等李如松,之所以如此丢面子,绝不仅仅因为此人会打仗,实在是迫不得已。
说起来,那真是一肚子苦⽔。
两百年前,朱元璋用武力统一国全后,为保证今后爆发战争时有兵可用,设置了卫所制度,也就是所谓的常备军,但他昅取了宋代的教训(吃大锅饭,养兵千⽇,用不了一时),实行军屯,并划给军队土地,也就是当兵的平时耕地当农民,战时打仗当炮灰。
明朝那些事儿6[1186]
事实证明,这个方法十分省钱,但时间久了,情况就变了,毕竟打仗的时间少,耕田的时间多,久而久之,当兵的就真成了农民,有些地方更不像话,仗着天⾼皇帝远,军官趁机呑并了军屯的土地,当起了军事地主,把手下的兵当佃农,有的还做起了买卖。
搞成这么个状况,战斗力实在是谈不上了。
这种队部要拉出去,也只能填个沟,挖个洞,而且明朝的军队制度也有问题,队部在地方将领手中,兵权却在兵部手里,每次有⿇烦都要临时找将领,再临时安排队部,这才能开打。
真打起来,就热闹了,说起打仗,很多电视剧上都这么演过:大家来自五湖四海,关键时刻指挥官大喝一声:为了家国,为了民族,冲啊!然后大家一拥而上,战胜了敌人,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这都是胡扯。
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平时谁也不认识谁,饭没吃过酒没喝过,啥感情基础都没有,关键时刻,谁肯为你卖命?你喊一句就让我去冲锋?你怎么不冲?
总之,卖命是可以的,冲锋也是可行的,但你得给个理由先。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內,大明王朝都找不到这个理由,所以明军的战斗力是一天不如一天,仗也越打越差,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优秀的将领终于找到了它,其中最为著名的一个人,就是戚继光。
而这个理由,也可以用一句经典电影台词来概括——跟着我,有⾁吃。
很多人并不知道,戚继光的所谓“戚家军”其实并不算明朝府政的军队,而是戚继光的人私武装,因为从征集到训练,都是他本人负责,从军官到士兵,都是他的铁杆,除了戚继光外,谁也指挥不动这支队部。
而且在戚继光队部当兵的工资⾼,从不拖欠,也不打⽩条,因为戚将军和胡宗宪(后来是张居正)关系好,军费给得⾜。加上他也会搞钱,时不时还让队部出去做点生意,待遇自然好。
长官靠得住,还能拿着⾼薪,这种队部,说什么人家也不走,打起仗来更是没话说,一个赛一个地往上冲。后来戚继光调去北方,当地士兵懒散,戚继光二话不说,把戚家军调了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进行练。
那一天,天降大雨,整整一天。
戚家军就在雨里站了一天,鸦雀无声,丝毫不动。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忠诚。
明朝那些事儿6[1187]
但要论在这方面的成就,戚继光还只能排第二,因为有个人比他⼲得更为出⾊——李成梁。
戚继光的戚家军,有一流的装备,优厚的待遇,是明朝战斗力最強的步兵,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精英,在当时,还有一支能与之相匹敌的队部——辽东铁骑。
作为李成梁的精锐队部,辽东铁骑可谓是当时最強大的骑兵,作战勇猛,且行动迅速,来去如风,善于奔袭,是李成梁赖以成名的本。
拥有如此強大的战斗力,是因为辽东铁骑的士兵们,不但收⼊丰厚,装备精良,还有着一样连戚家军都没有的东西——土地。
与戚继光不同,李成梁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人,他在辽东土生土长,是地头蛇,也没有“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尚道德,在与蒙古人作战的过程中,他不断地扩充着自己的实力。
为了让士兵更加忠于自己,他不但大把花钱,还⼲了一件胆大包天的事情。
在明代,驻军有自己的专用土地,以用于军屯,这些土地都是家国所有,耕种所得也要上缴家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军屯土地都被个人占有,既当军官打仗,又当地主收租,兼职⼲得不亦乐乎。
当然,这种行为是违法的,如果被朝廷知道,是要惹⿇烦的。
所以一般人也就用地种点东西,捞点小外快,就这样,还遮遮掩掩不敢声张,李成梁却大不相同,极为生猛,不但大大方方地占地,还把地都给分了!但凡是辽东铁骑的成员,基本上是人手一份。
贪了家国的粮也就罢了,连家国的地,他都敢自己分配,按照大明律令,这和造反也差不太远了,掉脑袋,全家抄斩,那都是板上钉钉的事。
但事实证明,李成梁不是木板,而是板砖,后台极硬,来头极大,还很会来事,张居正在的时候,他是张居正的嫡系,张居正下去了,他又成了申时行的亲信,谁也动不了他一指头。
如果按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分析,李成梁的士兵应该全都算地主,他的队部就是地主集团,那真是平民的没有,良民的不是。
有这么大的实惠,所以他的部下每逢上阵,都特别能玩命,特别能战斗,跟疯子似地向前跑,冲击力极強。
地盘是自己的,兵也是自己的,想⼲什么⼲什么,无法无天,对于这种人,今天我们有个通俗的称呼——军阀。
明朝那些事儿6[1188]
对于这些,朝廷自然是知道的,可也没办法,那地方兵荒马,只有李成梁镇得住,把他撤掉或者⼲掉,谁帮你⼲活?
所以自嘉靖以后,朝廷对这类人都非常客气,特别是辽东,虽然万历十九年(1591)李成梁退休了,但他的儿子还在。要知道,军阀的儿子,那还是军阀。
而作为新一代的军阀武将,李如松更是个难伺候的人物。
在明代,武将是一个很尴尬的角⾊,建国之初待遇极⾼,开国六公爵全部都是武将(李善长是因军功受封的)。并形成了一个惯例:如非武将、无军功,无论多大官,做了多少贡献,都绝对不能受封爵位。
所以张居正虽位极人臣,⼲到太师,连皇帝都被他捏着玩,却什么爵位都没混上。而王守仁能混到伯爵,只是因为他平定了宁王叛,曾立下军功。
但这只是个特例,事实上,自宣德以来,武将的地位就大不如前了,这倒也不难理解,家国不打仗,丘八们自然也就无用武之地了。
武将逐渐成为耝人的代名词,加上明代的体制是以文制武,⾼级武官往往都是文科进士出⾝,真正拿刀拼命的,往往为人所鄙视。
被人鄙视久了,就会自己鄙视自己。许多武将为提⾼社会地位,纷纷努力学习文化,有事没事弄本书夹着走,以显示自己的“儒将”风度。
但这帮人靠打仗起家,基本都是文盲或半文盲,文言中有一句十分刻薄的话,说这些人是“举笔如扛鼎”虽说损人,却也是事实。
所以腾折来腾折去,书没读几本,本事却丢光了,为了显示风度,军事训练、实战演习都没人搞了——怕人家说耝俗,武将的军事指挥能力开始大幅滑坡,战斗力也远不如前。
比如明代著名文学家冯梦龙(三言的作者)就曾编过这么个段子,说有一位武将,上阵打仗,眼看就要被人击败,突然间天降神兵,打垮了敌人。此人十分感,便向天叩头,问神仙的来历和姓名。
神仙回答:我是垛子(注意这个称呼)。
武将再叩首,说我何德何能,竟然能让垛子神来救我。
垛子神却告诉他:你不用谢我,我只是来报恩的。
武将大惊:我何曾有恩于尊神?
垛子神答道:当然有恩,平⽇我在训练场,你从来没有中过我一箭(从不曾一箭伤我)。
真是晕死。
明朝那些事儿6[1189]
就是这么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职业前景也不光明,⼲的人自然越来越少。像班超那样投笔从戎的人,基本上算是绝迹了,具体说来,此后只有两种人⼲这行。
第一种是当兵的,明代当兵的,无非是为混口饭吃,平时给长官种田,战时为家国打仗,每月领点死工资,不知哪天被打死。拿破仑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明朝的士兵不想当将军,但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混个百户、千户还是要的——至少到时可以大喊一声:兄弟们上!
为了实现从冲锋到叫别人冲锋的转变,许多小兵都十分努力,开始了士兵突击,苦练杀敌保命本领。一般说来,这种出⾝的武将都比较厉害,有上进心和战斗力,李成梁本人也是这么混出来的。
第二种就是⾝不由己了,一般都是世家弟子,打从爷爷辈起,就⼲这行。一家人吃饭的时候,经常讨论的也是上次你杀多少,这次我⼲掉几个之类的话题,家教就是拳头,传统就是不喜读书,从小锦⾐⽟食,自然也不想拼命,啥也⼲不了,基本属于废品。嘉靖年间的那位遇到蒙古人就签合同送钱的仇钺大将军,就是这类人的光荣代表。
总体看来,第一类人比第二类人要強,但特例也是有的,比如李如松。
用一帆风顺来形容李如松的前半生,那是极其贴切的,由于他爹年年杀人,年年提⼲,他还没到三十岁时,就被授予都指挥同知的职务,这是一个从二品的⾼级官职,实在是有点耸人听闻。想当年,戚继光继承的,也就是个四品官而已,而且还得熬到老爹退休,才能顺利接班。
李如松自然不同,他不是袭职,而是荫职。简单说来,是他不用把老爹等死或是等退休,直接就能⼲。
明代的武将升官有两种,一种是自己的职务,另一种是子孙后代的职务(荫职)。因为⼲武将这行,基本都是家族产业,所谓人才难得,而且万一哪天你不行了,你的后代又不读书(很有可能),找不到出路,也还能混口饭吃,安置好后路,你才能死心塌地去给家国卖命。
前面是老子的饭碗,后面是儿子的饭碗,所以更难升,也更难得。比如抗倭名将俞大猷,先辈也还混得不错,留下的职务也只是百户(世袭),李如松的这个职务虽说不能世袭,也相当不错了。
明朝那些事儿6[1190]
说到底,还是因为他老子李成梁太猛,万历三年的时候,就已经是左都督兼太子太保,朝廷的一品大员,说李如松是⾼⼲弟子,那是一点也不过分。
而这位⾼⼲弟子后来的⽇子更是一帆风顺,并历任神机营副将等职,万历十一年(1583),他被任命为山西总兵。
山西总兵,大致相当于山西省区军司令员,握有重兵,位⾼权重。而这一年,李如松刚満三十四岁。
这是一个破纪录的任命,要知道,一般人三十多岁混到个千户,就已经算是很快了。所以不久之后,给事中⻩道瞻就向皇帝上书,说李如松年级轻轻,⾝居⾼位,而且和他爹都手握兵权,实在不应该。
客观地说,这是一个很有理的弹劾理由,但事实证明,有理比不上有后台。內阁首辅申时行立刻站了出来,保了李如松,最后此事也不了了之。
李如松的好运似乎没有尽头,万历十五年(1587),他又被任命为宣府总兵,镇守明朝四大要地之一,成为了朝廷的实权派。
一般说来,像李如松这类的⾼⼲弟子,表现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特低调,特谦虚,比普通人还能装孙子;另一种是特狂妄,特嚣张,好像天地之间都容不下,不幸的是,李如松正好是后一种。
据各种史料记载,这人从小就狂得没边,很有点武将之风——打人从来不找借口,就没见他瞧得上谁,因为这人太狂,还曾闹出过一件大事。
他在镇守宣府的时候,有一次外出参加练,正碰上了巡抚许守谦,见面也不打招呼,二话不说,自发自觉地坐到了许巡抚的⾝边。
大家都傻了眼。
因为李如松虽然是总兵,这位许巡抚却也是当地最⾼地方长官,而按照明朝的规矩,以文制武,文官的⾝份要⾼于武将。李公子却仗势欺人,看巡抚大人不顺眼,非要搞特殊化。
许守谦脸⾊大变,青一阵⽩一阵,又不好太发作,他的下属,参政王学书却看不过去了,上前就劝,希望这位李总兵给点面子,坐到一边去,让巡抚好下台。
李总兵估计是嚣张惯了,坐着不动窝,看着王学书也不说话,那意思是老子就不走,你能把我怎么样?
很巧,王参政也是个直人,于是他发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