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白色的年代
l月11⽇,出发广东惠,电影拍摄进⼊最后的部分。40年代的国中,中⽇战争爆发时期;
浩东和碧⽟相识于1937年,当时碧⽟才17岁。
1940年他们结合了热情与理想从海上。港香到达广州投⾝加⼊抗⽇的行列。
初到惠,不知人心路途的险恶,只是天真地寻找国民部,却被判为“⽇谍”要决他们,此时碧⽟与萧太太俱已孕怀,幸好遇到东区服务队的丘念台为他们请情。
1941年钟浩东与李南峰到民运工作队受训,碧⽟则和萧道应夫妇一同在南雄的陆军总医院服务。
2月,他们的小孩相继出世,却因为丘念台先生希望他们五人能一起到前线的东区服务队工作,不得不将孩子送人抚养。
19叫年3月,碧⽟产下第二胎,二三个月后⽇军完全占领惠。
1945年8月158,⽇本天皇终于投降。
广东一切都已大不相同,原以为离港香近,多少会有些文化的建筑或古物可找,但我们下榻的饭店附近,仅有一个裕华国货,再走远些,也还算有个小市场,后来又去过老街走走,我还买了一本《⽑泽东兵法钢笔字帖》。
因为米吃不习惯,菜的口味太重,再加上与湾台联络不易,潜意识的便庒抑起情绪来,任的不肯去吃饭,每天一早买面包配⾁松,吃到五六天后,便觉人很虚弱。
此时我们前往远处取景,需搭车。乘船,再走山路,带去的物品太重,请了当地的挑夫,其中还有些是妇人,看她们肩挑重物健步如飞,而自己仿如淡⽔鱼扔到咸⽔里,奄奄一息,很是羞傀,但这愧羞也只一刹时,便又死都不肯吃饭。
拍了五六天都是走路,无止尽的走,也不知道为什么走,山上空气好,却很寒冷,我在那里认识了小女孩月华,有时陪她一起去采小野橙来卖给大家吃。
月华那张晒得黑而坚实表情的面孔,我常常都会忆起。
爬山数天,加上只肯吃授不吃饭,一天下山时,就莫名其妙地对林強和蓝博洲说:“好冷啊,人好不舒服,大概是露气太重了。”
回到饭店,一个人上街找止痛药,遇到彤彤和小勤,问我,我说下腹痛,可能是理生期,结果彤彤给了我八颗“普拿疼”
夜晚一时多,窗口还传来摩托车声,发现自己便⾎,之前存的止痛药无效,腹痛如绞,再呑一颗,如此昏昏沉沉中竟呑了四颗“普拿疼”
早晨东哥打电话喊我,说要迟了。我勉強撑上车,车一路颠簸,我的腹小就跟着翻腾,彤彤跟大伙说是女孩的⽑病,大伙就不以为意,我自己因未曾如此痛苦,也不清楚,只觉得昏沉沉得更厉害,终于痛得没了意识。
此时拍戏,是南华医院的场景,还有数天,我们就要回湾台,旧历年快到了,时间算得非常紧张,若跟不上进度是万万不可的。
第一次被送到中医,听了是理生痛,打了止痛针,吊了盐⽔,又回山上拍戏,下午开始呕吐,意识模糊中听到林強喊:“她不行了,再送一次急诊吧。”
第二天一早诊出是肠胃炎和骨盆炎,骨盆炎是忍尿时膀胱过度燃烧引起的,医院给了一堆药,打了四个小时的点滴,东哥忧心地陪我,我才知道自己太任了。
既不肯吃,又不肯方便,每天忍,而且其实好想台北,整个人就有点放弃似的作践自己⾝体,我一直都是这样,从小,不喜,不接受就忍受,用自的方式来达到庒抑的发怈,我一直都是这样坏脾气,如今停了拍摄,眼看时间不够,大伙是如何着急?
医院开了轻度癌症止痛药,我每天5时起⾝,花500元民人币请医院的姑娘为我打点滴,因为手施的⾎管不好打,所以大都打在手背上。
然后吃了止痛药拍戏,这期间导演都没说过什么。
晚上回房间再打二小时点滴,三天后,手背上都是紫⾊的小孔针。
l月24⽇,终于拍摄完毕,我们先走一批人坐小巴士到罗浮车站转港香,其余多数工作人员则搭车直接到港香机场与我们会合。
l月24⽇,回到台北,快过年了。
1946年荐与钟回到台北。8月钟浩东接掌基隆中学校长一职,上任当天,他们的第二个小孩,因发烧到脑部,死了。
此时蒋碧⽟正⾝怀着第三胎。
12月,第三个儿子出世,孩子満月,他们挨了満月酒。之后,到他们家中走动的人口就渐繁了起来。
1947年,2月底“二·二八事变”
“二·二八事变”的发生其实源自湾台光复,当时的年轻人虽有素朴的社会主义思想,却也未对国民失去信心,光复后不久陈仪就任湾台行政长官公署,战胜的国民军亦未到湾台,接着物价飞涨,军人借⾝份之名对民人频频欺侮,于是湾台的知识青年便在不同乡县各自组成不同的治理湾台的组织。
这段时期到“二·二八事变”的当中,基隆中学生学上街行游纪念“五四”却受到察警、特务殴打,各地的反抗活动也涌起或屡被阻扰。
生学反对內战,反对美帝⼲涉国中內政,要求和平的气氛越来越烈,国民府政的贪污,物价飞涨,缉捕人员的暴力也跟着⾼涨。
到2月27⽇,国民的“缉私”人员数人在淡⽔一代取缔“走私”时向一个妇女烟贩施暴,并夺走其⾝上所有香烟现款,引起过路群众不満,⾚手空拳与其搏斗,并在晚上9时,包围了察警局,民众对于府政的不満终于暴发。
2月28⽇,愤怒的人群要求全省加⼊与国民府政斗争,到处罢工、罢课,这完全是对当时体制的失望,却在未来的历史中屡屡被误以为本省人欺打外省人的省籍争斗。
下午,发布戒严,国民到处杀路人,宪兵队分乘卡车在铁路局前向群众烈猛扫。
一直到深夜,声都仍在四处响起。
1947年3月,⽩⾊的年代。
国美总统杜鲁门提出了“杜鲁门”主义,以反苏为主提出“支持各国自由”的口号。
国共內战炽烈,3月9⽇湾台宣布戒严法,杀屠仍在进行。
1948年,钟浩东办《光明报》,为启蒙一般民众对祖国的政治认识。
年底,陆大局势急转直下,一般都认为国民一定会垮。
1949年,海上失守,蒋氏⽗子退守湾台。
8月,一场大逮捕展开。
《动员临时条款》強行推出,所有左翼思想的书籍。人士都严格查噤,反共体制建立。
8月底蒋碧⽟及其妹被捕,在台北青岛东路的军法处,蒋碧⽟亲眼看到钟浩东⾝被两个难友搀扶走过押房,他⾝上伤痕无数,眼球⻩肿,头上扎着⽑巾,显然吃⾜了刑求的苦,这时蒋碧⽟才知道港东原来早被逮捕了。
1950年,韩战爆发,国美策划了全球的反共大协作体系,湾台亦是其支援反共的盟友之一。
1950年的10月14⽇,军法处来人通知,要蒋碧⽟家人到殡仪馆领尸。
棺材是公家的,殡仪馆却大敲竹杠,要价70O多,妹妹只好回家拿钱。
浩东的尸⾝领回后,才发现棺板间夹着两封遗书,一封是给⺟亲的,一封则是留给蒋碧⽟的。
《动员临时条款》庒抑了所有的热情,⽩⾊恐怖蔓延全岛,一直到1984年12月最后两个5O年代的终⾝监噤犯才在坐満34年又7个月以上的牢刑才被放出。
回到湾台,电影到2月上旬补拍了一天戏才算正式杀青,我的舅⽗打电话给我,说“二·二八”的受难家属各自结合起来要求府政道歉、赔偿,他问我:“要不要一起加⼊?”
我⺟亲的⽗亲,也就是我阿公,基隆市参议会副议长,在当时被开了六,尸体弃人基隆河,我的⺟亲,我们的家族,曾经是教科书上万恶不赦的共匪。
反共陆大是什么?湾台 立独又是什么,还不是国中人杀国中人的借口。
我拒绝了参加,我舅舅说他了解。
代表国民的李登辉先生终于正式为“二·二八事件”向国人道歉。
电影拍完了,历史过去了,苦的苦,散的散,再追究又如何?
拍这样的电影,不是为了仇恨或讨回什么,任何一个家国的成形都流过⾎,如今连德国都统一了,只剩下个老国中和狂的湾台岛,拍这样背景的电影,只是为了提醒现代的我们,记取老教训,不要再互相残杀了。
外省人也好,本省人也好,省籍原本就不重要,我们有经济能力去援助第三世界的难民或儿童,却无法将自己国土的人视为平等,难道那个年代的苦难真是虚惊一场?
结束了电影,透过蒋和梁,我省视了这个⾝为叨年代的自己。
不停的玩着媒体游戏,追逐金钱,在理想和功利问患得患失,我们的心在哪里?生命的存在到底为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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