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逻辑
再进而谈到国中人的逻辑问题，这问题是基于国中人对于真理之概念的。真理，据国中人的观念，是从不可以证定的，它只能暗示而已。庄子在二千年前，在他所著的《齐物论》里头早已指出人的知识的主观
:
即使吾与若辩矣，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琊？我胜若，若不我胜，我果是也，尔果非也琊？其或是也，其或非也琊？其俱是也，其俱非也琊？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暗，我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琊？
照这样的学理讲来，真理是不可证定的。他只能被“会心于忘言之境。”故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庄子曰:“…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道即为真理，故真理这样东西，只能在直觉的悟中感到。国中人虽非明确地同意于庄子的认识论的哲理观念，然在本质上是与之合致的。他们所信赖的，不是逻辑——逻辑从未发皇成为完备之科学——而是或许更为健全的普通感。凡质类似強辩的理论，非国中文学所知，因为国中传统地不相信它，从而辩证术在国中遂不见其发达，
求科学文字之以文学的形式出现，亦遂不可得了。
卡而格林(BKarlgren)不久前写过一篇文章，表出国中著名批评家辨别古书真伪在争论中所用之诡辩，有许多错误实在幼稚得可笑，但这种错误必须待引用了西方方法才能显露出来。国中人写文章从来未有写一万或五千字以树立一个基点;他仅留下一短短标志让后人来赞许或反驳其实真的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国中学者总
喜把许多笔记或随笔遗传给我们，里头包括零零碎碎的片段;也有文学写作态度的意见，也有校正古史错误的记录，也有暹罗双生的轶事，狐仙、虬髯客、呑蜈蚣僧等等奇闻异迹，杂沓纷纭，凑在一起。
国中著作家只给你一段或二段论辩，便下结论。当你诵读他的文章，从不觉得他的发展已达到论辩的最⾼峰或天然的结论，因为论辩与证据都是那么简短，不过你可以感到一刹那的幻觉，觉得它已经达到了结论了。笔记中之最佳者，如顾炎武之《⽇知录》(十七世纪初期)享盛名之由来，非由于逻辑，而由其记载言论之本质上的正确，此等正确只有留待后人的证明的。《⽇知录》中一二行的文字，有时需要后人几年的考据，这真是再科学没有了;又如要决定历史事迹上的一点，会需要数度往返的勘察，需要百科全书那样渊博的学问，而他的错误终属不易校正，即说是正确的，一时也没有可能明见的佐证，但只可以意会的加以赞同，因为在他的著作问世以后三百年来，未有人能举出反对的论据，如是而已。
吾人于此可见逻辑对普通感之对峙，在国中代替了归纳与演绎论理之地位。普通感往往较为⾼明，因为分析的理论观察真理，常把它割裂成几多分散的片段，因而丧失了它的本来面目;而普通感则将对象当作一个活动的整体看待。妇女具有比较男为⾼強之普通感，是以倘遇任何意外发生，吾宁愿信赖女子的判断強于男子的判断。她们有一种方法，能估量一种情况的整体会不致被其个别的小景所惑
。国中小说之最佳者如《红楼梦》、《野叟曝言》，女被描写成应付环境的最健全的判断者，而她们的语言，有一种美妙的方法能使之圆滑而完整，具有十分
人的魔力。逻辑而缺乏这种普通感是危险的，因为一个人有了一种意见，很容易用他的文学的脑筋把种种论据曲解文致，使満⾜自己的意志，而且仍可以像Middlemareh里头的加索绷先生一样，竟至不能体会人人所能体贴的爱
的生活。
此所谓普通感自有其学的基础，那是很有趣的。国中人之判断一个问题的是与非，不纯粹以理论为绳尺，而却同时权度之以理论与人类的天两种元素，这两种元素的混合，国中人称之为“情理”:情即为人类的天，理为永久的道理，情代表柔韧的人类本，而理代表宇宙不变的法则。从这两种元素的结合体，产生人类行为的是非和历史的论题的判断标准。
这个特征或可由英文中“理”与“情”的对立的意义中见其一二，亚里士多德说:人类是论理的而不是讲情理的动物。国中哲学也容认这个说法，但却加一补充，谓人类尽力成为有理即讲情理的而不仅仅为论理的动物。国中人把“人情”放在“道理”的上面，因为道理是菗象的、分析的、理想的而趋向于逻辑的要素概念，情理的精神常常是较为实体论的，较为人情的，并密接于观实而能认识正确的地位的。
对于西方人，一个问题倘能逻辑地解决，那是够満⾜的了，而国中人则不然。纵令一个问题在逻辑上是正确的，还须同时衡之以人情。确实“近乎人情”是较胜于“合乎逻辑”的伟大考量。因为一个学理可以
本违反普通感而却很合乎逻辑。国中人宁愿采取反乎“道理”的任何行为，却不能容许任何不近人情的行为，此种情理的精神与普通感的信仰在国中人理想上树立了最重要的态度，结果产生了“中庸之道”这是吾在下面将要讲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