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拒绝遗忘与捍卫尊严
在耶路撒冷，有一面闻名世界的“哭墙”“哭墙”是被摧毁的犹太教圣殿护墙的残存部分，也是犹太民族几千年来悲剧
命运的缩影。
每年到了特定的宗教节⽇，都会有千千万万的犹太人来到这里，在这面墙下失声痛哭。他们念念不忘自己死难的先辈，他们从这面墙中汲取力量，创造属于自己美好未来。
在国中南京，美丽的玄武湖依傍着巍峨的紫金山，六朝古都的风韵千古不变。此山此⽔见证了那段⾎泪悲歌。
在南京“侵华⽇军南京大杀屠遇难同胞纪念馆”也有一道刻満了死难者姓名的石墙。沿着当年暴力受害者们的脚印往前走，就可以发现石墙上刻満了密密⿇⿇的名字，像大海中的浪花一样，一眼望不到边际。每年都有许多遇难者家属来这里悼念他们惨死的亲人，还有更多的青年和儿童来这里体验鲜活的历史。这面墙，就是国中的“哭墙”
这面墙，铭记着三十多万被杀屠的同胞悲惨的人生经历；这面墙，铭记着一支禽兽军队对手无寸铁的和平居民实施的滔天暴行。这面墙，是用国中人的⾎⾁和泪⽔铸就的。
在世纪之
和千年之的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八⽇“女际国战犯法庭”在位于⽇本东京市区的九段会馆正式开庭。
女际国战犯法庭是亚洲地区妇女和人权组织发起的一个民间法庭。法庭的任务是敦促⽇本府政承认侵害妇女的战争罪行，向受害国和地区进行正式谢罪，并尽快对死难者和幸存者进行谢罪和赔偿。这次审判不具有法律实施的意义，被称之为“模拟审判”和“民间审判”同时也是“正义审判”和“良心审判”
经过五天的审判“女际国战犯法庭”就⽇军在二战期间強征慰安妇的行为作出判决，⽇本裕仁天皇被判犯有反人道罪。判决书中说，
据⽇本专家提供的证据，裕仁天皇有着独特的权力及决策权威，他知道⽇军的暴行，但他没有采取措施阻止。判决还认定⽇本府政未能履行责任，应当真诚地向⽇军奴隶制度的受害者道歉并赔偿。
这是一次历史的判决，它开始恢复受害妇女的尊严和正义。但这一天来得实在太迟了，各国民人竟为之奋斗了五十多年。宣判结束后，来自世界各国的六十多名暴力受害妇女代表走上主席台，全场听众自发地起立，向这些勇敢地以自⾝痛苦经历、公开控诉⽇本军国主义罪行的老人致以长时间热烈掌声。
在庭审过程中，来自国中
陆大和湾台、韩国、朝鲜、印度尼西亚、东帝汶、马来西亚、菲律宾以及荷兰等国的暴力受害者们，相互鼓励、相互安慰、相互搀扶，她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用亲⾝经历来说明⽇军所犯下的罪行，为所有被⽇军残害和污辱的姐妹们讨回公道。
“女际国战犯法庭”像是浓重的乌云之中的一道闪电，划破了半个多世纪的黑暗。半个多世纪以前的那场战争，曾经给全世界数十万妇女带来扭曲的人经历，给她们的精神和⾁体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痕。屈辱、病痛、孤独、自卑，曾经是她们全部的生活。如今，她们重拾尊严，勇敢地走向法庭、走向光明。
从陆大到湾台，从北方的韩国到南方的泰国，每一个⽇军暴力受害者背后都有一串串⾎泪织的故事。一个个惨遭战争无情烽火，历经无数不可抗拒的“躏蹂”而仍侥幸活下来的卑微生命，开始用她们有限的生命去撼动耝鄙短视的⽇本府政。
⽇军慰安所分布地区主要在国中 陆大、湾台、港香、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泰国、缅甸、新不列颠岛、新几內亚、库页岛以及⽇本本土等地。国中是⽇军慰安所最多的地方，从黑龙江的中苏边境，到南方的海南岛，只要是⽇军占领区，几乎无处不有。
从一九三二年到一九四五年，国中
陆大至少有二十多万妇女沦为⽇军奴隶，她们分布在二十二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据各国学者的研究、调查，在亚洲各国至少有四十万妇女被迫沦为慰安妇，国中是最大受害国。国中暴力受害者的数字，占⽇军在亚洲场战征用占领区随军
女的百分之六十八。这是一个让国中人感到痛苦、聇辱和愤怒的“世界第一”
然而，此次开庭，各国代表团共有三百九十人出席，其中韩国共有二百二十人，湾台有六十三人，国中 陆大二十八人。国中 陆大参加这次审判的代表人数，仅仅是韩国的一个零头。这是一个让我们尴尬的对比数字。
在亚洲，由于传统文化中“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观念，使许多暴力受害者长期以来
受歧视，也不敢公开陈述自己的遭遇。与之相比，二战期间被⽇军抓去当慰安妇的⽩种人露芙奥罕的命运就有所不同。
最近，澳大利亚府政授予她澳洲二等勋衔，并在府政公报中表示：此次授勋，是表扬露芙奥罕在鼓励战时保障人权和保障妇女方面对际国社会作出的杰出贡献，以及她在鼓励公开战争暴行方面担当的导领角⾊。
露芙奥罕原来是荷兰人，在印尼爪哇居住，一九四二年被⽇军捉去当慰安妇。战后移居澳大利亚。在一九九二年韩国慰安妇公开⽇军在二战时期的暴行时，露芙奥罕
⾝而出，公开自己当年的遭遇，并前往东京在听证会上作证。
一九九四年，露芙奥罕出版自传《五十年的缄默》，并被改编为纪录片，赢得当年澳大利亚电影业最佳纪录片大奖。露芙奥罕一直担任澳大利亚红十字会和红十字会际国委员会的义工，就人权和在战争中保护妇女的问题奔走呼号。
国中的暴力受害者们理应享有像露芙奥罕那样的荣誉和尊敬，她们不应当遭到遗忘和歧视。当她们站出来揭露略侵者暴行的时候，与那些当年捐躯疆场的战士们一样，她们也站成了民族的脊梁。
近年来，国中的民间索赔运动风起云涌，显示了国中 民人民族精神和权利意识的觉醒，以及国中 民人拒绝遗忘、捍卫尊严的决心和勇气。
⽇本侵华战争给国中的家国和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侵害了国中老百姓个人的基本人权，其暴行不但缺乏人类基本的良心和道德文明，也违反了际国法中有关战争法规则。二战结束之后，国共两
权政先后放弃了对⽇战争赔款。但是，府政放弃了家国赔偿的要求，并不意味着国国民也失去了民间赔偿的权利。那些遭受过⽇本军国主义之苦的家国的国民，对⽇本府政和企业要求受害赔偿，不仅在道义上天经地义，在法律上也符合际国关系和际国法准则，同时这也是受害者的基本人权。
十多年来，国中两岸三地的民间索赔运动不屈不挠，不畏各种阻碍和庒力，显示了和平时期的英雄本⾊。
国美已故历史学家、细菌战研究者谢尔顿·哈里斯说过：“王选是一名真正爱国的国中人，她全力为⽇本占领国中期间的暴行受害者的正义事业而抗争，是一位不同寻常的人。我对她的才智、人道主义精神、以及她为全体国中 民人作出的献⾝，表示极大的赞赏和尊敬。”
二零零二年，在《南方周末》发起的“年度十大风云人物评选”中，王选得票第一。相对于谢尔顿·哈里斯们的敬意来说，国中民间给予王选的敬意出现得太晚太晚了。王选多年来的风雨兼程，一直遭到主流媒体和某些部门有意无意的冷落。其实，这也是国中民间索赔运动积极分子们共同的尴尬。在国中“民间”和“个人”总是羞于言说和遭到怀疑的词汇。当这些被辱凌和被伤害的生命开始漫漫的索赔之旅时，他们背后没有強大的后援力量，他们仿佛是孤独的前行者。
一九九五年八月三⽇，正在⽇本留学的王选在电视上看到一则⽇本共同社采写的消息：首届“七三一”队部民间际国研讨会在哈尔滨召开，有三个来自浙江义乌崇山的细菌战受害人出席，他们得到⽇本民间和平组织“⽇军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的援助。他们准备向⽇本法庭起诉，要求⽇本府政道歉并赔偿。
崇山是王选的故乡！她童年的记忆被
活了。在那场浩劫中，王选家族有八口人罹难，义乌崇山村有三百九十六个村民死于鼠疫。王选设法联系到⽇本市民团体成员松井英介和森正孝，她告诉他们说：“我要参加你们的调查，我是义乌人，我有义务。”懂得⽇语、英语、崇山方言的王选意识到：“我是一红线，我可以方便地穿梭在国中、⽇本、国美之间，只有我能把这些老头老太太串起来。”
于是，王选在⽇本读书、工作的平静⽇子结束了。
这是一场“路漫漫而修远兮”的官司，但是对于王选和她的同伴们来说，则是“吾将上下而求索”岁月与病魔无情，二十九名原告团中，数名已经⾼龄的成员已经撒手人寰。还有人不想再告了，因为八年调查取证、诉讼开始后的五年间二十七次的开庭，当事人耗费了大量的钱财、⾝心俱疲。
国中民间索赔之路为何难于上青天？一方面，国中没有发达的民间组织和基金会，为之提供各种支援和帮助；更重要的原因是，⽇本方面一直不愿正视若⼲战争遗留问题。其实，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本遗留化学武器事件是⽇本侵华战争的活历史，是检验⽇本府政如何对待侵华战争历史的标尺。”只要⽇本府政遵守中⽇两国之间签订的三个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深刻反省略侵战争历史，切实承担战争责任，这个问题就可以
刃而解。
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七⽇，⽇本东京地方法院的一审结果是：驳回原告要求⽇本府政道歉与赔偿的要求，但是破天荒地确认了⽇军细菌战的罪恶史实。
二零零三年九月二十九⽇，东京地方法院审判长片山良广在法庭上郑重宣布，⽇本府政在对待⽇军当年遗弃在国中的化学武器问题上态度怠慢，⽇本要向国中的十三名原告作出总额约一亿九千万⽇元的赔偿。⽇本媒体指出，这一判决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在法庭上宣读的判决书认为，旧⽇军在国中遗弃化学武器和炮弹，是附随战争行为的组织行为，是家国行使权力的结果。作为⽇本国，其后采取置之不理的怠慢做法，这也属于家国行使权力行为。本来，⽇本府政可以通过询问旧军队的有关人员和调查军队留下来的相关资料，详细掌握遗弃的化学武器情况。即使中⽇恢复邦后，⽇本国仍没有履行这一义务，导致化学武器伤人事故的发生。这种怠慢做法属于违法的权力行为。按照⽇本赔偿法，受害者应得到赔偿。关于时效问题，判决书认为，⽇本国在战后和中⽇两国复后都没有对伤害事件进行调查以及向国中提供防止伤害事件发生的信息，提出时效问题没有丝毫的正当。⽇本府政以时效已过为由回避赔偿是明显有悖于正义和公平理念的。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三天之后，⽇本府政没有接受这个判决而提出了上诉，这场本该划上句号的官司还将推展到下一阶段。王选们表示，他们将奉陪到底。
八年来常常啃烧饼、宿车站的王选为对⽇民间索赔运动奉献出了一百万⽇元之巨的“自费”是的“自费”二字在国中有着特别的含义。
在“为民人服务”这一冠冕堂皇的旗号下，各级官僚每年公款吃喝嫖赌就花费了数千亿民人币。然而，在大会小会上振振有词地宣讲“爱国主义”的官僚们，却从来没有给予王选和原告们任何资助。在市民社会刚刚开始萌芽的国中，也没有企业家、基金会和民间组织愿意成为公益事业的強大后援。因此，国中公民个体的索赔之路比任何家国都要走得艰辛和困难。
我们在敬重王选这一“蚂蚁挑战大象”的事业的同时，又不能不遗憾地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调查、抢救细菌战受难者的历史事实，首先应该是“有关部门”的责任；没有一份完整的受难者名录，至少是“有关部门”的失职…
国中人必须拒绝遗忘。如果连国中人自己也忘却了⽇本军国主义的暴行，那么悲剧就有可能重新降临到我们头上。国中人必须保存记忆。如果连国中人的记忆也出现了模糊和差错，那么昔⽇的刽子手们便成功地实现了第二次的谋杀。
拒绝遗忘和保存记忆，是对自⾝尊严的捍卫。一个连自己的苦难和聇辱都迅速遗忘的民族，必然是一个没有尊严感的民族，也必然是一个没有未来的民族。
在谴责⽇本的教育部门不断修改历史教科书的同时，我们更要关注我们自己的历史教科书——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中，是否忠实而详细地讲述了我们的聇辱和我们的苦难？在警惕⽇本的中小学教育淡化略侵战争罪行的同时，我们更要重视对我们的青少年的历史教育——我们的下一代是否清晰和全面地知道当年的灾难和惨剧？
长期以来，在我们历史教科书中，抗战的章节不仅过于简略，而且也脫离了历史实真。国民军队正面抗战的功绩被一笔带过，蒋介石受到了漫画式的丑化。没有多少孩子知道，国民府政曾经组织过有七十五个师参加的淞沪战役，国民动用了几乎全部的精锐队部；没有多少孩子知道，战争后期蒋介石参与签署了发扬国威的《开罗宣言》，国中跻⾝世界四強的行列，并成为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
同样，美苏两大国对于国中 民人抗战事业的态度也遭到了歪曲和颠倒。
一向被描述成“老大哥”的苏联，其实一直与⽇本暗送秋波。斯大林派遣崔可夫出任驻华军事总顾问时，亲自待说：“您的任务，我们在华全体人员的任务，就是要紧紧束缚⽇本人的手脚。”崔可夫后来満意地总结说：“甚至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国中淹没在⾎泊中。”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三⽇，苏联和⽇本签署《⽇苏中立条约》，双方声明：苏联保证尊重満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犯侵，⽇本保证尊重蒙古民人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犯侵。两国在瓜分国中权益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斯大林专门到火车站为⽇本外相松冈洋右送行，并说：“我们都是亚洲人。”
相反，一直被妖魔化为“美帝国主义”的国美，却给予了国中
民人的抗战以最大的支持。从一九三八年开始，国美
府政就给予国中大笔款贷，一九四二年二月七⽇，国美参众两院一直通过法案，向国中提供五亿美元的财政援助。包括英国提供的援助，加起来超过了当时国民府政的全部预算。对于受战争创伤而本⾝经济力量又极为单薄的国中来说，这笔援助无疑是雪中送炭。
抗战期间，美军仅仅损失在驼峰航线上的机飞就达四百六十八架，牺牲和失踪飞行员一千五百七十九人。无论是陈纳德飞虎队飞翔在驼峰航线上的国美空军志愿者们，还是史迪威将军率领的在缅甸场战上与国中兄弟并肩战斗的国美陆军士兵们，都应当被我们记住。只有记住谁是朋友，才能同时记住谁是敌人。忘记了谁是朋友，也就忘记了谁是敌人。
几年前，曾经与国中
民人并肩战争的国美“飞虎队”老飞行员们来到昆明旧地重游。他们下机飞时动地走向
的人群，没有想到那些人却是在等候⽇本的商务代表团。他们佩带着抗战的勋章走在街道上，却只是来许多想换美元的人。访问团团长汤姆斯老人含着眼泪离开这片当年为之洒下热⾎的土地…
在国中儿童喜的电子游戏中，不少是从⽇本进口的软件。其中，居然出现了⽇本皇军耀武扬威、服征世界的情节。许多无知的孩子并不知道基本的历史背景，依然自得其乐地玩着这类软件。
在“七三一”队部的旧址上，有人竟然开始建造一座庞大的游乐园；著名军歌《说句心里话》的光唱片上，居然配上了当年⽇本皇军冲锋陷阵的画面；某抗战烈士的纪念馆，居然将陈列室出租为爱⽝易所。
在某些旅游景点和餐馆饭店里，一些服务人员堂而皇之地穿上汪伪汉奷服装乃至⽇本皇军服装，以此来招揽顾客。有的地方居然因此生意红火。无论是经营管理人员还是光顾的顾客，都没有意识到这是对历史的亵渎和对尊严的侮辱。
二零零零年，南京大杀屠六十三周年祭⽇前后，却发生了一家店酒在扩建中人为地毁损大杀屠纪念碑的事件。
此事件发生之后，有关部门的反应显得十分傲慢与荒谬。祭⽇前一天，部分省、市、区导领驱车来到该大店酒隆重祝贺开业。南京市民纷纷致信致电南京文物局和媒体，却没有引起任何的关注。冷漠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严重的精神病症之一。难道为了一家店酒的门脸，就可以毁坏具有历史意义的大杀屠纪念碑？如此恶劣的行径，跟那些⽇本种族主义分子有什么差别呢？
大杀屠祭⽇当天，也就是店酒开业的次⽇，成千上万的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店酒，责问其违法行为。还有愤怒的市民将店酒门窗玻璃砸坏，然后是连绵数⽇的坐静与行游 议抗。
难道民族情感只有在被伤害的时候才会被醒唤？难道民族尊严只有在被侮辱的时候才会受重视？
国中人，你为什么如此善于遗忘？
是因为你的历史太悠久？还是因为你的苦难太深重？
国中人，你为什么如此善于遗忘？
难道你不知道遗忘将带来悲剧的重演？难道你不知道遗忘就意味着杀自？
多年以来致力于中⽇文化比较研究的学者孙歌指出，在中⽇青年共中同存在着历史记忆的丧失。特别是在国中的年轻一代中，存在着对待自己民族历史的旁观者的态度。而不了解实真的历史，就无法对现实作出深切的思考和正确的判断。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民族，必然难以创造一个美好的未来。
在⽇记中揭露⽇军南京大杀屠暴行的⽇本老兵东史郞在国中演讲的时候，流着眼泪描述当年南京城的惨状。然而，台下的大生学们居然发出笑声来。东史郞在南京大学向当年死难者纪念碑谢罪时，围观者中很多人都惊讶地说道：“我们在这里读了好几年书，怎么就不知道学校內还有这个纪念碑？”
遗忘让绿洲变成了沙漠，遗忘让聇辱变成了骄傲，遗忘让苦难变成了笑料。当享受着最好的教育资源的大生学们也丧失了基本的历史感和常识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呢？
以⾊列对纳粹余孽的追捕直到今天还没有结束。
其中，轰动全世界的一个事件就是对艾克曼的追捕和审判。艾克曼是二战期间纳粹灭绝犹太人计划的主要策划者之一，二战之后神秘失踪。此后十多年间，以⾊列特工锲而不舍地追查艾克曼的下落，终于发现他在南美的行踪，并通过跨过特别行动将其抓捕归案。
一九六一年，艾克曼因为犯有反人类和反犹太民人罪被判处死刑，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被绞死。这是唯一的一次依照以⾊列法律执行死刑。以⾊列人向全世界显示了他们的决心和勇气。以⾊列虽然是一个小国，却因此获得了世界民人的尊重和钦佩。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本拒绝道歉、篡改课本、纪念战犯，这些行径固然与⽇本民族自⾝的劣有关，同时也与国中对其战争罪行的姑息和遗忘有关。
假如国中像以⾊列一样教育后代牢记民族的苦难、谴责⽇军暴行、并且数十年如一⽇地追捕战犯、维护真相、伸张正义，⽇本的保守势力还敢如此嚣张吗？许多⽇本国民的不忏悔，跟大部分国中人没有原则的“宽容”互为因果。这种“宽容”源于国中人格中的懦弱和姑息，也源于国共两內战前后的利益诉求，同时也有当时际国“冷战”格局的大背景。在对待中⽇关系上，国中
民人固然应当本着“向前看”的原则，却必须首先明确昔⽇的罪与责、是与非、善与恶。
⽇本民族奉行力量崇拜，认为⽇本是被国美打败的，因此愿意服从国美的占领；但他们对包括国中在內的亚洲家国并不服气，始终不肯向亚洲民人低头道歉。
在抗战前夕就对⽇本有相当研究的王芸生，在战后实地考察了⽇本之后，概括了⽇本民众对国中的普遍看法：“大致说来，一般⽇本人对于国中有两种不同的感识存在着：一种以为国中人不是自力战胜⽇本的，竟参加联合国逞威风，満心不佩服。另一种思想，以为⽇本人虽已被逐出国中，或者有一天会⽇本人。以前⽇本人靠着武力侵⼊国中，是不好的；从此以后，或者能够以同文同种的关系，真正的友好共存，国中是需要⽇本人的技术的。这两种思想，究竟谁占多数，那就很难说了。”在中军国民都沉浸在抗战胜利的喜悦之中时，王芸生的这番话显然并不悦耳，没有多少人注意到这份报告。
对于未来的中⽇关系，王芸生充満了忧虑，他写道：“⽇本人是不会忘情于国中的。我们所见到的⽇本人，无论三教九流，问起来，差不多都曾到达过国中。这些人，当他们吃不到糖时就想念湾台，缺盐时想念长芦，缺煤烧时，就会想念我们东北，缺纸张时就要想念库页岛。中⽇关系总是要恢复的，空洞的胜利之念对将来是无用的。”这种忧虑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一个爱国者的远见卓识。
战后六十年，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中，⽇本一直以⾚裸裸的武力处置际国纠纷。
无数的历史记录和图示可以证明，钓鱼岛群是国中的神圣领土。钓鱼岛的面积虽然只有七平方公里，但它决定着周围二十万平方公里海域的归属。该海域还蕴蔵着丰富的石油资源，还具有重要的海洋战略地位。
⽇本对钓鱼岛的觊觎由来已久，并企图通过对钓鱼岛的呑并，将其海防线延伸三百海里，从而实现其“千里海防”的战略构想。因此，尽管中方有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良好意愿，⽇本却不顾中方的多次声明，擅自在岛上修建临时机场等工程，海上保安厅定期派遣军舰及直升机在该海域巡逻。当国中渔船在该海域作业时，⽇本竟然出动军舰以武力加以驱逐，其对际国法的蔑视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十⽇，⽇本通过了建立二百海里排他的“专属经济区域”的法律，将钓鱼岛包括在內。⽇本府政支持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民间组织“⽇本青年社”登岛挑衅。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国中民间的保钓运动就在湾台、港香、澳门和海外留生学当中如同星星之火般展开了。两岸四地以及侨居海外、具有民族气节和良知的国中人，无论有什么样的政治观点的分歧，但在捍卫钓鱼岛的主权上，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和追求。
一九九六年，港香立法会议员陈毓祥驾小船前往钓鱼岛，以实际行动申明国中 民人锲而不舍的保钓精神。然而，就在小船即将靠近钓鱼岛的时候，⽇本军舰故意将其撞翻。陈毓祥不幸牺牲，蓝天碧海容纳了这位勇士的英灵。
二零零三年六月，十五位保钓人士驾驶一艘小渔船前往钓鱼岛宣示主权。在即将到达钓鱼岛的时候，他们遭到⽇本方面六艘军舰和两架直升机飞的拦截。
二零零四年三月二十四⽇，国中的七名保钓人士成功登上钓鱼岛，随后遭到⽇本警方的扣押。两天之后，七位国中公民被⽇方释放回国。耐人寻味的是，⽇本以府政行为和军事力量来实现对钓鱼岛的占领，而国中的保钓运动却只能以民间的方式艰难地展开。
和平不是通过放弃家国利益、对外示弱就可以实现的。尊严不是别人赐予的，尊严是靠自己捍卫的。“搁置主权”的含混说法不能赢得永久的和平。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刻，和平意味着坚持和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当部分的民间保钓人士不仅是爱国者，而且是和平的使者。
在国美哥伦比亚大学，每年舂天到来的时候，总会有犹太生学手持电动喇叭，大声念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杀害的那些犹太人的名字。每人朗诵两个小时，二十四个小时一秒钟也不间断。整个舂天校园里，都回
着他们那单调、固执、苦涩而不屈不挠的声音。
这种声音深⼊人心，这种声音记忆着历史，这种声音呼应着现实，这种声音启示着未来。在我们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广袤而苦难的土地上，也应当响起这样绵绵不绝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