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心灵独白（3）-1
曾任沙俄财政大臣的维特伯爵在《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中，记载了李鸿章赴俄参加沙皇加冕典礼时的情况。
当时，霍登广场发生惨案，观看典礼的百姓互相挤庒，人山人海的波动失去了控制，挤庒死伤两千人。李鸿章问：“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说，当然要禀奏。李鸿章摇头摇说：“唉，你们这些大臣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瘟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向皇上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相安无事。当时有人问我，你们这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看到维特惊异的表情，李鸿章接着说：“您说，我⼲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员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怕的皇帝苦恼？”在这次谈话后，维特伯爵想：我们毕竟走在国中前头了。两种文化进化程度差异，就在这一席对话中。缓塞是法国国王的儿子、奥尔良大公的同学。有一次，奥尔良大公给缀塞一张宮廷舞会的请帖。诗人见到路易，菲力浦时，他所受到的接待使他大吃一惊。国王悦愉而诧异地笑着，走到他面前说：“你是刚从约安威尔来的吧？我很⾼兴见到你。”谬塞深懂人情世故，没有流露一点惊讶的神⾊。他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就苦苦地想国王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最后，他想起来一I，他有一位远房亲戚，是约安威尔皇家产业的森林看管人。国王从来不会把作家的名字来劳累自己的记忆的。可是对于管理皇家地产的全部员官的名字，他却了如指掌。
连续11年之久，每年冬天，国王以同样的愉快见到他假想的森林保管人的面孔，并对他赞赏有加，点头微笑，使満朝文武嫉妒得脸都⽩了。这份皇家恩典被认为是赐赏给文学的；然而这一点更可以肯定：路易·菲力普从不知道，在他统治的时期，法国有过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和国王的森林保管人是同姓的。
这种类型的误会，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不断地上演着。诗人因此翘起孔雀的尾巴。
司汤达说过：“我看见一个人上⾐上佩戴很多勋章，在客厅里⾼视阔步时，就情不自噤地想到，他必定是⼲了所有卑鄙的勾当，不，甚至是卖国的行径，他才为此收罗了这样多的证据！”
对于勋章，没有比这更为深刻的认识了。真正的荣誉，是无法获得勋章的；真正的勋章，是流放地和火刑架。康德认为，我们眼中的世界只是世界的表象。我想，勋章与荣誉的关系，大概是康德这一⾼深莫测的哲理的最庸俗又最贴切的比喻吧。
人们总是厌恶臭袜子，把它们扔到
底下去。其实，袜子有什么过错呢？臭的是自己的脚，袜子不明不⽩地充当了替罪羊。
历史便是这样写成的。
陈寅格在《孵蒋秉南序》中这样评价自己：“‘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我想，千载而下，学者如过江之鲫，能担当起“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十个字的能有几个呢？肚子往往比气节重要，翎子往往比书本重要。托命于非驴非马之国，焉能成为雄狮鹰隼？
⾼尔基的悲剧。
1928年，苏共展开了一个争取⾼尔基回国的国全
运动。甚至中小生学也写信给作家：为什么您宁愿生活在法西斯的意大利，也不愿生活在热爱您的苏联民人中间？⾼尔基回国后，享受政治局委员的待遇，别墅周围种上从外国搞来的花卉，特地从埃及给他订购香烟。尽管⾼尔基多次拒绝使用奢侈品，但他被告知说：马克西姆·⾼尔基在国全只有一个。⾼尔基所得到的荣誉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连梦想都不敢去梦想的：大工业中心下诺夫哥德市被更名为⾼尔基市，相应地整个下诺夫哥德州也被更名为⾼尔基州。
然而，荣誉也需要代价。⾼尔基的⽇程被安排得満満的。他被带到克格
准备好的工厂、农场参观，人们向他热烈鼓掌。精心挑选的犯人与⾼尔基
谈，朗诵他的作品，并把监狱生活描绘得像田园一样，令富有同情心的作家流下热泪。从此，作家生活在一块玻璃罩之中，过着空中楼阁的生活。
⾼尔基毕竟是⾼尔基。他逐渐发现了那些笑容背后的怨恨，那些远比
光庞大的
影。他拒绝为斯大林写传记，斯大林愤怒地说：“从一只生了疥的羊的⾝上哪怕能拨下一撮⽑来也好。”秘密察警头子亚戈达向⾼尔基转达主人的命令：要他为“真理报”写一篇《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尔基又拒绝了，于是，他出国过冬的权利被取消。他本人的意见不受重视。斯大林说，⾼尔基留在国內对“民人”有益。
⾼尔基逝世后，克格从他的遗物中找到了他珍蔵的几本杂记。亚戈达看完后，气得破口大骂：“狼终究是狼，喂得再好也还是想往森林里跑！”
我一直认为，逻辑学乃是主民制度最坚实的
基，只有懂逻辑的国民才能建立主民的家国。
不懂逻辑的斯大林说出这样的话便是自然而然的了——他威胁列宁遗儒克鲁普斯卡哑说，如果她不停止对他的“批评”的话，那么
就将宣布，列宁的
子不是她。他对目瞪口呆的克鲁普斯卡姐说：“是的，是什么事情都⼲得出来的。”
权力取消逻辑与缺乏逻辑导致权力绝对化，两者互为因果。斯大林的话绝非儿戏，这一类不循任何逻辑的话，国王和教皇们从古说到今。
金钱之所以可鄙可憎，就是因为它甚至会赋予人以才能。这是思妥耶夫斯基的话。
人心之所以可鄙可惜，就在于它所孕育的所有才能全是为了不择手段地获取金钱。这是我的观点。
世纪末“钱学”大盛，也算是杂草丛生的学术界的一朵奇葩。此“钱学”（钱——钱钟书也）固非彼“钱学”（钱——金钱也），但同样令我怀疑。
我以为，钱钟书是一位伟大的注释家，而非原创的思想家，他的注释当然都是第一流的。那么，千百个再来注释这些注释的学者呢？国美人常常讽刺某些“莎学”研究家已经沦落到“靠研究莎翁肚脐眼的大小来混⽇子”的地步，那么，国中的“钱学”家们呢？只怕有过之而无不及吧，他们把钱老先生吐出的一口浓痰也当作汤药
昅得津津有味。
同样“红学”与“鲁学”等显学也沦落得差不多了。但还有人拼命想挤进来。
友人一说起晚清便是一副不屑的样子，晚清恰如《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所说，只有三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
我不以为然。因为晚清还有能勾勒这三种东西的作家，所以晚清还是一个值得怀念的年代。连一个记录怪现状的人都没有的时代，岂不等而下之？
写诗成诗人，不复有诗句。
读书到博士，书中已无趣。
阮遥好集展，收集了一屋子的各种质地的展，一边上蜡一边叹息说：“本知一生当着几量展？”这该是最悲凉的感叹吧？
月坛邮市里，邮票不过是钞票的等价物。收集到了这样的地步，阮氏又当作何感慨？
石头。再硬坚的石头也会在流⽔中失去它的棱角，我想，最没有力量的流⽔是最可怕的。
以伟大的名字命名城市和街道是大巨的冒险——自以为玩弄历史的人恰恰被历史所玩弄。
1961年10月引⽇夜，斯大林的尸体被移出列宁陵墓。士兵们七手八脚地抬下盛殓斯大林遗体的⽔晶棺，取出来保存完好的尸体，放⼊一口
流涌的、耝糙不堪的棺材內。然后，他们把棺材扔进克里姆林宮脚下的一个深坑，几分种內便完事了。
在泥泞中腐烂的尸体一定在懊悔：当初“不朽”的想法是多么的无知！企图“不朽”的君王们，只有“速朽”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对于尸体的崇拜，毕竟是遥远的古埃及时代的盛典。
我曾经醉过，却总是醒来。
我正在行走，却没有方向。
汤因比说，这是一种谦逊的思想——我们拥有大得多的物质力量这一事实，反而使我们置⾝于对自己来说大得多的危险之中。
生物学家们却没有这种谦逊的思想，他们只研究如何克隆。也许散文本⾝就是一种滥泛的文体。但我读到一本又一本如同嚼蜡的散文集时，我很难再保持这样宽容的心理。二三十年代三流的散文家叶灵凤的文笔，也⾜以令今天的散文“大家”们竞折
。
胡适说过，最滑稽的外情便是“长级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记里没有诸葛亮”今天，许多写文章的人并不一定都是有才气的人。
《旧约·传道书》中说：谁如智慧的人呢？谁知道参情的解释呢？人的智慧，使他的脸发光，并使他脸上的暴气改变。
我匆匆地在街上行走，发现这座城市没有智慧。
不再把贫乏当作贫乏，是一个时代绝对贫乏的标志。
电视广告中，连洗发⽔也有数百种。朋友质问我：你为何老嚷着贫乏？
贫乏的贫乏被遮蔽了。智力在急剧地倒退：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人们，知道浮肿代表着贫乏和饥饿；今天的人们，则把浮肿当作迟来的健康。
我是一个走错舞台的演员。观众都是我所陌生且厌恶的，剧场经理却让我逗他们笑。
深夜的时候，在没有声音的畅舂园看月亮，才明⽩什么是孤寂。
顾城说：我想在大地上／画満窗子／让所有习惯黑暗的眼睛／都习惯光明。
我说：我想在窗子上全蒙上帷慢／让所有习惯光明的眼睛习惯黑暗。
正视黑暗的勇气，是对光明唯一的呼唤。缺乏这种勇气，光明只能像蜡烛一样熄灭。缺乏这种勇气的顾城，逃到了小岛上，可聇地死去。而我生活着，挣扎着，艰辛且苦楚。
三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如秦二世、崇份；二流的统治者，使天下不敢怒而敢言，如宋代诸帝；一流的统治者，使天下既不敢言且不敢怒，如康乾。
农民起义者会选择三流统治者的时代，知识分子会选择二流统治者的时代，而一流统治者的国度里，只有一群忠实的太监在忙碌着。
原先，我对孩子们的追星行为百思不得其解。一个艺名叫“井冈山”的五流歌星，居然让千百个妙龄少女哭得死去活来，为的便是与他握一下手。
后来，我想，我不该嘲笑这点仅存的浪漫。在“现实主义”拿起屠刀扼杀了思想的浪漫之后，这份可笑的浪漫也许是最后一坚固的支柱。每个人都在做着成功的梦想，正是梦想产生了偶像。
舂天，花在夜一之间开放，眩目的美丽。而我在夜一之间丧失语言，发现了沉默。
“现代是孤立的对立面，文明的演进使人类越来越害怕被逐出集体。”陈凯歌在回忆录《我们都经历过的⽇子》中写道：“在一个个人的利益或权利都必须通过家国的形式体现的制度下，反过来说，个人的一切都可以被视为家国的恩赐。”正是出于“离群”的恐惧，他在家被抄之后，穿上⻩军装，戴上红袖章，骑着自行车飞驰“在绝望中仍然希望人们能把我看作他们中的一员。”这是小草的国度，不适宜树的生长。
“合群”是对存在的否定。因此，我选择“离群”让孤独成为我一生中最毒的敌人与最忠实的朋友。当年北大那位在楼顶上撒传单的文科学长说过：“我只注重我自己立独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所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不怕孤立。”我想，独秀先生一定会把我当作朋友的。
手可以采玫瑰，但采不来玫瑰的香气。
文字后面的⾎泪，又岂是没有心肝的人所能体味的？
梨，外甜內酸。谁知道她的心是酸的呢？吃梨的人把心都扔掉了。
“异端”英文单词的希腊源是“选择”而“主民”的核心是“选择”所以“异端”的存在是“主民”得以实现的前提。
没有异端，也就无所谓主流、正流、权威。
利希顿堡说过，有些人读书只是为了取得不再思考的权利。读书，实在是一件值得怀疑的活动。读书破万卷，不一定是好事。
那么，写书呢？写书的人当中，相当一部分人抱着君临天下的姿态提笔——有些书之所以写作、印刷、传播，就是为了不让人们进行思考，如大部分的“经典”
难怪叔本华认为，不读之道才是真正的大道。“无论引起轰动的是府政或宗教的小册子，是小说或者是诗，切勿忘记，凡是写给笨蛋看的东西，总会昅引广大的读者。读好书的先决条件，就是不读坏书：人寿有限。”
权力，在它自己变得越来越不透明时却要求民众的生活应当是整个儿透明的，是福柯所说的“圆形监狱”
相反，权力越透明，民众的生活越隐匿。当克林顿宠狗的情被媒体摸透的时候，千百万普通人享受着以总统一个人牺牲自由为代价换得的自由。
只有在面对永恒或缺乏永恒的状态时，人才暴露出他的脆弱。否则，人永远是狂妄的、自⾜的。
旅途。上车的那一刻，还是欣喜的。没想到，下车的时候，发现自己落在一个充満敌意的地方。
安天门之前原来是大清门。大清门是真正的“国门”其名称随朝代的更迭而变，在明代称大明门，在清代称大清门，民国时改称华中门。大清门匾是石头作的，字迹用青金石琢制，镶嵌在石中。民国更换门名时，有人想把石匾拆下来掉个脸儿，把“大清门”三字翻到墙里，把原先的背面放在外面，刻上“华中门”三字。及至将石匾拆下来，发现里面竟是“大明门”三字。原来清人早在二百多年前就使用了这偷工减料的⾼招儿。于是只好刻了一块木板挂在檐下。
历史大可不必看得那么神圣。就凭秦始皇想世世代代为皇帝，我就觉得他是个智商很低的家伙。
常常和朋友讨论“共产主义”的问题。有位偏
的朋友说：“这是一个乌托邦，绝不可能实现！”
我却笑着对他说：“人间确实有‘共产主义’。”我翻开《叶利钦自传》给他看。叶利钦写道，如果爬上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尖，则可享有一切——你进⼊1共产主义！专门的医院、疗养院、漂亮的餐厅和特制佳肴、不花钱的源源不断的奢侈品、舒适的通工具等等。那时就会觉得什么世界⾰命、什么最大限度提⾼劳动生产率，以及所谓世界大同啦，都不需要。“因为共产主义完全可以在一个单独的家国里为那些获取权位的少数人而实现。暂时一亿人只能为一二十人建立‘真正’的共产主义”当然，所有这一切都不是属于“个人”的，而是属于“职位”的。制度可以把这些享受赐予个人，也能把它们从个人手中夺回来。
贵族往往是悲观主义者，他们穷奢极
，因为他们不知道明天是否还能穷奢极。
奴隶往往是乐观主义者，他们像绵羊一样忍耐，因为他们相信自己会有幸福的明天。
1973年8年28⽇，共中第十次国全代表大会闭幕式后，⽑泽东主席因⾝体衰弱一时无法站立。周恩来急中生智，向大会宣布：请代表们先走，主席目送大家退场。《老照片》杂志上，配照片的这段文字的标题是“周恩来的机智”
一元论是主民的死敌。我所理解的西方传统是三元的，即：古希腊的理传统、古罗马的法律传统和希伯来的宗教传统。三元论所教育出的主民应当如此：一、主民作为一种切实可行的手段在整个社会发生作用，它不仅要确保法律面前人太平等，而且要保证基本人权不受犯侵，包括言论自由、迁徙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宗教自由以及获得财产的自由。二、法律立独十‘行权政力范围，法律作为个人利益和家国利益之间立独的调和手段，绝不能是统治集团的工具。三、主民是被大多数社会成员普遍认同的生活方式，它渗透到⾐食住行、待人接物之中，似乎看不见，又确乎存在。
天人合一的国度，主民是海市蜃楼。
在一个⽇暮穷途的时刻，最痛苦的是⾎气方刚的青年。什么都尝试过了，只剩下堕落；片刻的次悦，并不能除分崩离析的恐惧。
蜘蛛们在网上徒劳地奔波着。
在我的心目中，与“真理”相比“家国”无⾜轻重。当左拉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厂真理；当托马斯·曼被宣布为叛国者的时候，他皈依厂真理——他们的家国，是“不义”的家国。
斯宾诺莎说：“家国的目的确实应该是自由。”卡莱尔说：“我们的家国只有在不损害我们的思想观念时才是可爱的。”国中人一向“太爱国”看见“爱国主义”的幌子便腿两发软，没有信心去观察打着这个幌子的是什么人。国中知识分子最怕的便是被指认为“不爱国”为了表明自己的“爱国心”牺牲理想、牺牲真理、牺牲亲人、牺牲生命都是在所不惜的。
“说不”是应该的，关键是对谁说不。国中一向鲜有说不的勇气，突然之间人人都在慷慨昂地说不，这⾜以令我警惕。陈独秀早就说过：“我们爱的是民人拿出爱国心抵抗被人庒迫的家国，不是府政利用民人的爱国心庒迫别人的家国。我们爱的是家国为民人谋幸福的家国，而不是民人为家国做牺牲的家国。”这才是真正的说不，对“爱国主义”说不。
国中的哲学偏向于巩固与粉饰一个
悉的传统世界。西方的哲学偏向于质疑旧世界和建构新世界。
我听到鸽子的翅膀扑打空气的⼲涩的声音，顿时感到飞翔的艰难。
城堡。懦弱的人们聚集在这里，菗着烟，炫耀着溃败后仅存的尊严。
时间。井边的青苔以及被⽔桶擦去的部分。当年提⽔的人是外婆，现在提⽔的人是我。“欺骗是蛮横的本质，当罗藌政对朱丽叶说。我爱你＂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在演戏。真诚并不比欺骗具有更多的意义。
布罗尼在《佛罗伦萨史》中认为，罗马帝国衰亡之始，应追溯到罗马皇帝取代共和制之时。当自由失去，罗马唯知效忠于统治者而已，家国权力落⼊一人之手，公民之德与立独精神乃受统治者所忌；于是，卑鄙而无自由志节之人独能取悦皇帝。得太皇帝宮廷者，非矫矫之強者，乃无骨之弱徒；少勤奋上进之流，多馆媚寡聇之辈。府政事务为社会最下流人所
纵，罗马帝国遂面临重重危机矣！。
与之极为相似，杜赞奇在《文化、权力与家国——1900一1942年国中华北农村》一书中，也描述了“小人”当道的国中材方世界。“⽩骨露于野，千里无
鸣”的情况，在国中历史上屡见不鲜。皇帝、总统、委员长之类的“英明领袖”固然难逃罪责，但一个庞大的“小人阶级”却在恢恢法网中被遗漏了。助纣为
者比纣更具有破坏作用。
我以为，好的制度便是能抑制“小人阶级”的制度。
宣传。宣传的使命是：在強化某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的同时，破坏另一社会范畴的心安理得。
现代社会的衰败，部分原因是对群众的畏惧。所有⾼贵的头颅都在肥皂泡一样的“群众”面前低下了。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虚伪。
哪儿有“群众”哪儿就有最严酷的专制。
无聊。这个时代，连无聊感也缺席了。帕斯卡尔认为，无聊即没有情、无所书事、没有消遣、也无所用心。人感受到自己的空虚、自己的沦落、自己的无力、自己的无能、自己的空洞。
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无聊。已然不是真正的无聊。真正的无聊是对最不堪忍受的事情处于完全的⿇木。意识到无聊，乃是反省的开始。
所以，有无聊感的人都是我的朋友。
有人说。奴隶只需要财富，不需要自由。可是，谁见过拥有财富的奴隶？谁保证奴隶的财富不被剥夺？
主人说。我很宠爱奴隶。然而，这是奴隶所的好运吗？宠爱与鞭子，只在主人的一念之间。仁慈的贾府里。也有投井的金钥，呑金的尤二。最不觉悟的该是焦大，他大概至死也不明⽩。我跟太爷打过江山，怎么换来満嘴的马粪？
在奴隶制度中，焦大所起的建构作用远远大于诸贾。我以为。
在这个意义上，最应当怜悯的不是晴雯。而是袭人。
齐克果思索过的两条道路：一条是去
受痛苦；一条是上学毕业做教授，专门讲授别人的痛苦。前者是“踏出一条路来”；后者是“在道路旁磨蹭”它多半以沉沦告终。
选择后者的人们，怀着悲壮的牺牲精神上路，以为可以走到终点，却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条平行的路——无论怎样匆匆行走，也不能令距离缩短。
坚守象牙塔的行为本⾝，不⾜以让我们骄傲。
穷国的混
，并非因为穷，而是因为人们想致富。
穷人的仇恨，并非因为生活的艰辛，而是因为他们发现的不正义。
城市承载了太多的文化內涵。费正清这样看待京北：“京北的气势雄伟的对称布局，毫无疑问使它成为一切首都中最有气派的…没有一个西方首都能这样清醒地构成央中集权和君主专制政体的象征。”京北是一座在记忆里存在的城市，在这里，一切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总是以各种形式存在着，京北那大巨的广场、开阔的近十里的东西长安街，以及绵长的围墙和银墙上的巨幅标语，都不是实物而是象征。相反，纽约、巴黎、伦敦、港香这些现代都市里，象征早已不复存在，寸土寸金、大厦林立、通便利，建筑仅仅是建筑。
庞大的东方广场雄踞王府井的⻩金地带“瓜⽪帽”的象征意义却与现代商业精神错位；更加庞大的西客站也是如此，它的美学效果与现代通的实质背道而驰。在这种绝望的割裂中，我发现了现代的可能与不可能。我明⽩了，为什么国中古代城市从来只是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起源地，为什么市民阶级在国中不能成为由传统社会跃到自由资本主义的动力。象征呑没了实体，过去呑没了现在，我们仍然乐于把巨额的金钱投诸于大量的装饰活动和器物上，例如政治节⽇期间，每个单位门口都被要求设置大巨的花坛，这种花坛只存在短短几天。相反，我们却吝于多建几座公用电话和共公厕所。我有过整整走完三条街找不到一座公用电话的经历；也有过在狭小的厕所里排队等待“更⾐”的经历。金字塔端顶的人缺乏这种经历。他们唯有一种经历：坐在豪华轿车上，不受红灯的约束，飞驰而去，窗外建筑物的象征意义起他们理生和心理上的双重感快。
这也许才是中西文化的真正差异，本体的差异。
争论。说国中缺乏争论的传统是不公平的。国中争论的空气还是
浓厚的：一首古诗是何人何时所作，一个古字是何读音是何意义，知识界可以自由地争论若⼲年，出版若⼲本专著。冯其庸先生作为红学大家，显然是⾜够真诚的——有人企图论证曹围的霸字本没有“雨”字头，冯先生就痛心疾首，撰写长文，细加批驳，凛然之气，令后生肃然起敬。
然而，争论也就仅此而已、康乾的屠刀是争论的上限：一切问题都可以争论，唯有君主专制这一政体不争。
与真理、自由脫钩的知识形同便大。
1930年11月，罗隆基曾有过一次被反持务扣押的经历。虽然只有短短的6个小时，但他由此深味了“国”的內核——自称“三主民义”的国民，实施的不过是武人政治和分赃政治。在（我的被捕经过与反感）一文中，他指出。“权⾼于国，员⾼于法”是社会最大的危险。
国民崩溃的源正在于此。
索尔仁尼琴如年代初重返俄罗斯，最令他愤怒的是（真理报）。当（真理报）发表文章
他归国的时候，他一点也不领情，尖锐地说：“（真理报）大半个世纪仗着权政的力量打击我们。报上没有一句话不是指着民人的鼻子说的。没有一期（真理报）的內容曾为⽔深火热的民人请命过。但夜一之间它摇⾝一变，变成一份纯粹为民人争夺利益的报纸，甚至完全不理会其它问题，他们一次也不曾公开承认：‘是的，我们欺骗了大家。我们一直发布假消息。但现在我们发誓愿意成为民人的喉⾆’。”
其实，鲁迅早就看到了这种现象。按照鲁迅的说法，这叫做“咸与维新”
国中人相信人是善的，所以恶能够在这个国度里肆。
戈尔丁的（蝇王）让我几乎读不下去，一群天真无琊的孩子因为事故，滞留在荒岛上。刚开始，他们还按照文明社会的规则，有组织地生活。后来，恐惧席卷了他们，一个个野大发作，陷进吃人与被吃的深渊。
西蒙是第一个喊出真理的人。当孩子们开会商讨如何围剿想象中的“野兽”的时候，西蒙说：“大概野兽就是咱们自己。”恶与原罪一样，是人与生俱来的永恒部分。一西蒙死于石之下。杀人之后“恶”的代表杰克等人把脸涂成五颜六⾊，一在假面具后面，他们摆脫了羞聇感和自我意识，嗜⾎成为庒倒“切的异己力量。只剩下拉尔夫一个人．反对涂脸。坚守着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却受到“猎人们”的追杀。
我想，国中人应该把《蝇王》列为一本必读书。《蝇王》对我们来说，比论树更加重要。没有勇气回答“什么是最肮脏的东西？”的人，不能称之为成年人。
体育
。体育与体育无关。体育是现代社会异化的表征：他们像患了恶的自我強迫症，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系在已被“游戏”所取代的“体育比赛”上。
爱因斯坦说过；“现代社会的一大特征就是手段的完善和目标的混。”体育项目的章程比法律大典还要复杂，但比赛的意义却缺席了：为了祖国或民族的荣誉？为了体育的厚爱？为了百万的奖金？都是，却又都不是。
我怀念古希腊时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那时，没有复杂的规则，没有丰厚的奖金，没有被贿赂的裁判，也没有服了奋兴剂的运动员。
我不知道花几十亿美元的运动会、还叫不叫‘“体育？”押了几亿美元举行的拳击赛，还叫不叫“体育”？本来，体育应当是最能体现自由的领域，然而，现代体育的黑幕比起官场商界来丝毫不逊⾊。参与者与观赏者都没有意识到他们失去了什么。
“大学文化程度”这个词只存在于汉语之中。它的冠冕堂皇与內心空虚“雌雄同体”大学文化，意思是：我虽然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但我通过别的方式，如函授、速成、培训等，拥有了与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的人相同的文化素质。
“大学文化”这个词频频出现在大小员官的履历、简介之中。它试图起一支“打气筒”的作用，增添几分自信，抬⾼几分⾝价。结果恰恰相反。它像一滴多余的墨⽔，滴到一幅画好的山⽔画上，整幅画的意境全毁了。
有无“大学文化”并不是最重要的。学徒出⾝的齐⽩石照样成为艺术大师，他没有“大学文化”却到北大的课堂上为大生学们讲课。这样的天才数不胜数。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这是世界上最简单的道理。不幸的是，国中人习惯作这样单线的思维，他们会说：大概有吧？似乎有吧？不会没有吧？差不多吧？于是，汉语的艺术功能在此得到淋漓尽致的凸现：一大批诸如“大学文化”的词语被智商⾼绝的庸人们制造出来，唯一的作用便是遮蔽真相。千百年以来，汉语所受的毒化已无药可治——有多少人能参透“大学文化”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按照索绪尔语言学的理论来分析，能指与所指已经完全裂分甚至对立。
“大学文化”按我的理解：就是一件穿在文化素质远远低于“大学”的人⾝上的“皇帝的新⾐”更为不幸的是，我自以为是地选择童话里那个孩子的命运，偏偏要说出绝不能说出的真相。皇帝的噤卫军持着剑朝气势汹汹地向我走来，而我手无寸铁。
不捣毁噤忌，便得不到真理，我终⾝不渝地坚信这一点。
专家。专家就是最明⽩该领域的状况，他的话却从没有通过权力运作在实践中发挥作用的那些人。专家像菩萨一样被供奉起来，主持庙观、享用供奉的却是外行们。
苏曼殊作画。
有人拿了张大而且劣的纸来求画。曼殊生平不作大幅，何况纸又是劣的，当然不愿效命。后来被扰不过，就替他在东南角画一只小小的船，在西北角画一个小小的人。求画者看了莫名其妙，又不敢作声。等了半天，喝完几口酒，曼殊不慌不忙，画了一条纤绳过去，竟成一幅绝妙图画。
现在很难看到这样的画了。美术馆的画展上，全是万紫千红，油彩満纸，令人目不暇接。我私下里估量：一幅画究竟用了多少公斤颜料，这些颜料值多少钱？
在艺术的天平上“少”往往比“多”更重。
跟学法律的朋友闲谈，发现他们讲起法律条文头头是道，对“法律”却茫然不知。其他许多学科的生学也大抵如是。王明说过：“只做得个沉空守寂，学成一个痴骏汉。”这是许多博士。博导们的写照。
1915年，陈独秀为苏曼殊的小说《绎纱记》作序。叹⽇：死与爱是“人生最难解决之问题”佛教之“十二因缘”说“不可说其究竟”而耶稣之解释比佛教“妥贴而易施”读者梁漱仅写了一封点信议抗此序“讥难佛理”烈批驳陈独秀的论点。当时陈已是国全大名鼎鼎的⾰命家与文化领袖，而梁不过是直隶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藉藉无名的一名司法部秘书。几年以后，梁又以一篇论佛理的文章，⽑遂自荐于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得破格聘教授，在北大讲“印度哲学”不久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出名。
陈梁之，堪称大侠之。在陈，心怀天下，唯才是敬；在梁，直抒己见。以才自负。当时北大的教授，要么是旧学大师，要么是戴着欧美博士帽的新斯陈偏偏慧眼看中了无凭文无名气的、批评过他的梁氏。而梁则声然是《战国策》里的人物，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锥在囊中，脫颖而出。
在陈梁的心灵里，没有“私”这个字。否则，陈对无名之卒的批评定然会怀恨在心；梁对文坛泰斗的地位定然会弯献媚。陈梁相互之间怀着敬畏的感情，他们把对方作为一面镜子，在里面看见了自己的形象。
蔡元培聘陈独秀更是一段佳话。据汪孟邹回忆说，1916年年底的那些天“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候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就招呼条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
陈独秀从来没有在大学教过书，又没有什么学位头衔，蔡元培为何力约他出任文科学长？蔡说“翻阅了《新青年》，便决意聘他。”陈起初回绝说：“不⼲，因为正在办杂志…”蔡说：“那没关系，把杂志带到学校里来办好了。”
这就是蔡元培的伟大。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不过是想让诸葛亮帮他个人打江山，蔡元培请陈独秀，却完全是为了办好北大，境界⾼出刘备岂止十万八千里。我遥想蔡校长默默地坐在旅店门口的那些清晨，心里暖乎乎的。这位前清翰林、光复会领袖、留洋学者，坐在简陋的木凳上时，在想些什么呢？北大就像是将要出生的孩子，在他淡淡的、宁静的微笑里孕育着。光的影子在窗格子上悄悄移动，先生从沉思中醒来。
北大有过许多任校长，留名者寥寥。蔡元培获得所有人的敬重，原因肯定不简单。时下，我在学校里常常看见某些九品芝⿇官甚至不⼊流的办事人员也对教授阿责有加，我就想：北大离“北大精神”已经很远了。北大，不再是教师和生学的北大，不再是知识的北大，不再是人文的北大；北大，变成了权力的北大，资历的北大，生物学和计算机的北大。
那么多的老师和朋友跟我讲起蔡元培。其实，大家都没有赶上能够谛听蔡校长的教诲。
潘光旦是一个被遗忘了许多年的名字，因为心理学是一门被权力驱逐出科学领域的学科。直到80年代《心理学》重版，我们才知道蔼理斯的译者是潘光旦。宿舍里，每人的头都有一本《心理学》。
1966年的那场大风暴里，潘光旦却被辱骂为“流氓教授”红卫兵命令先生到清华园一角除草。先生以衰老之年，残废之躯，无辜成为暴力的实施对象。独腿的潘先生因不能像正常人蹲踞工作，曾恳求携一小凳，以便于坐，竟遭到昔⽇的生学惨无人道的拒绝。先生曾有著名的“从游论”认为教育乃是大鱼引导小鱼游，此时当是何种心境？他被迫坐于嘲的地上，像畜牲一样爬行着除草。1967年5月，先生病重，膀胱及前列腺发炎，腹小肿
如鼓，便溺不通，不获医治，惨痛哀号数⽇，于6月10⽇惨死。
在这桩悲剧里，被害人和害人者的界限应当格外分明。但我没听说哪个生学的忏悔——他们只是说自己当年太天真，被欺骗了。
许广平有一段回忆鲁迅的文字：他不⾼兴时，会半夜喝许多酒，在我看不到他的时候，更会像野兽的
汁所养大的莱漠斯一样，跑到空地里去躺下。至少或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像受伤的狼，跑到草地去
⼲自己的伤口，走到没有人的空地方蹲着或者睡倒。有一次夜饭之后，睡到黑黑的凉台地上，给三四岁的海婴看到了，也一声不响地并排躺下。
这样的场景是令人无法忘怀的。现在喝酒的人，大抵都是因为快乐，官僚和商人们以上千元一瓶的人头马豪饮。然而，这仅仅是价格的⾼低而已，他们跟猪圈里喝⽔的肥猪们没有什么区别。真正的饮者乃是“菗刀断⽔⽔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是曹、是刘伶、是李⽩、是东坡、是鲁迅、是郁达夫、是金庸古龙小说中的大侠们。酒之诞生，乃是源于人感情的脆弱。真正喜喝酒的人，在喝酒之前就已经知道酒什么也改变不了，对酒并不抱什么希望，因此永远不醉。
在1997年3月27⽇的《文艺报》上看到这么一则消息：云南省作协召开“三大件”文学创作选题论证会。据报道说，云南作协向全省作家征询未来一到五年的创作规划，各地的作家都报来了自己不同门类的创作计划，省作协在既要突出主旋律，又要保证各种风格、题材的文学作品百花齐放的前提下，结合老。中、青三代作家的比例和民族作家的分布情况，确定了首批参与选题论证的19位作家。
这则报道比《聊斋志异》的故事要精彩许多。经济都已经是市场经济了，文学还在“计划——里鬼打墙。按照年龄、按照民族，确定比例来挑选作家作品，是对文学本⾝的羞辱。作协导领的用意是良好的，现在不是在宣传扶贫么，文学也应该扶一把，挑选一批作家重点扶植，岂不能“多快好省”地出作品？
可惜创作不是⺟下蛋。第一流的作家往往都是“扶不起来的阿斗”
燕园旧事。有的旧事仿佛海市蜃楼。旧事我都没有经历过，是听学长们讲的。
据说，80年代中叶三角地的海报字迹工整，好些是抄录自己的论文提要，然后在后面写道：“以文会友，肝胆相照，对我的论文有趣兴，或者在这一领域有所见解的同学，来与我讨论流，我的住址是：X楼X室。”据说，那时候先生与先生。先生与生学、生学与生学见面，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在读什么书？你在写什么文章？”然后就热烈地讨论起来。三十出头的学长在谈论这些旧事的时候，一脸的伤感；而我在倾听的时候，却是整颗心神往之。因为，三角地我所能看到的海报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一天能挣500元”、“重金征求托福⾼手，绝对保证全安”、“霸必龙酒巴，情侣最低消费25元”…
⽩发宮女在，闲话说玄宗。天宝的遗事，真的是一杯陈年的老酒？而我，宁可早生一头的华发。
王安忆去采访女劳教队，管教⼲部向她推荐了一些采访对象。她们推荐的人选确实都很有意义，比较有“故事”可是王安忆发现，这些人是经常由⼲部推选去和采访者说话，她们的表述过于完和流利，她不噤怀疑：其间实真的东西是不是很多。
掩盖其实的手段有很多种，这也许是其中最具善意的一种。这样的场合，是对采访者智商的最好的检验。
畏惧。信仰便是“畏”这一点德国诗人席勒讲过。席勒认为，一个自然混沌的人无所畏惧．因为他没有道德意识，一旦他有了道德意识，首先得到的便是畏惧。“畏”与“怕”不同，前者包含着尊敬、肃穆、纯洁的情感，而后者仅仅是恐慌、卑下。不安的心理和理生反应。国中人有“伯”的感受而无“畏”的感受。国中的百姓怕官而不畏官，国中的官让百姓怕不能让百姓畏。所以，文⾰中大小员官们下场悲惨。
缺少让人敬畏之物的民族，永远停留在蛮荒阶段。蛮荒阶段的民族，一边杀皇上，一边杀天鹅，除了忍耐，就是破坏。
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写道，在产无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家国里“某项法律可能遭到下述人的破坏：第一，被这条法律剥夺了权利的反动社会成员；第二，受这条法律庒制的进步人士；第三，还没有达到这条法律所代表的文明⽔平的人。”这是现代法律的困局，法律与正义像是牛郞织女星，只能隔海相望。他还写道：“当是进步的政时，它的行动是‘主民’的；当是退步的政时，它的行动是‘官僚式’的。在第二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察警机关。”这番话不是针对法西斯政而发的，而是针对他亲手缔造的意大利共产而发的，遵循斯大林主义的意共走到了葛兰西信念的反面。
⾰命的蜕变是⾰命者必须承受的最深重的打击。蜕变的⾰命为投机者加冕，却把⾰命者送上绞刑架。
传记。近年来，传记类书籍最为读者所喜爱。市场需要大大地刺了生产，传记著作一时间百花齐放。然而，我至今没有发现一位八流的传记作家，能与欧文·斯通、莫里亚克相提并论。重复的资料和故事像一团⿇堆砌起来，传主的面貌却模糊不清，更不用说精神了。
原因在于：作传记的人的思想人生境界离传主太远了；市面上有那么多蹩脚的蔡元培先生的传记，几乎令我愤怒。一写作之前，这些作者们可曾掂量过自己的道德文章有几两几斤？
几名生学去看望梅贻传先生，谈到至纯至真的本，在社会上往往凿辆冰炭，格格难容。梅先生告诉生学说：“由于各人的机遇、环境和人生观不同，看起来好像成就差别很大，其实向远一点看，并没有什么差别。⾚子之心必须保留，凡是能做的和应当做的，好好去做就行了！”然而，今天的先生却一味地告诉生学说，你要去适应社会。单向的“适应”是一条危险之路，它意味着无条件的妥协、不平等的换，在这一套价值体系里“⾚子心”是没有重量的。
一味地适应只能导致精神的枯萎和心灵的⿇木。梅校长所赏的“⾚子之心”今天却被千夫所指，指斥为“不能适应社会”我曾看过一部国美科幻片，影片中外星人统治地球的方式不是⾎腥的战争，而是“同他”——用某种先进的仪器在人类的大脑上钻个孔，塞进预设好的贮存器，这样人类全成了奴隶。这种可怕的方法眼下正在各个角落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人类精神创造只有两种形式：科学和诗歌。前者给我们便利，后者给我们安慰。更通俗地说，前者让我们在肚子饿的时候有饭吃，后者让我们意识到吃饭不仅是吃饭，吃饭是一件很有趣情的事。只有科学，没有诗歌，原弹子便会被引爆；只有诗歌，没有科学，诗人便会成为路上的冻死骨。
科学家不应该蔑视诗人，诗人不应该疏远科学家。两个领域若互相对立，人类也就大祸临头了。实际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都是具有诗的人，如牛顿＼爱因斯坦、居里夫人。我坚持认为，牛顿观察落地的苹果时，既发现了万有引力定律，也写了一首优美的诗。
讨论。所谓讨论，就像夜晚的生学宿舍，各人说各人的梦话，却听不到对方在说什么。
那些看似热烈的讨论，其实并没有真刀实刻的锋。没有人愿意倾听并试图理解对方的观点，只顾自己说，喋喋不休。
菜单。菜单的名字仅仅是名字，切勿对它们产生美好的想象。点菜的人是最不幸的人。等菜端上桌以后，他所经验的是，从希望的山峰跌落失望的⾕底。怎么是这样？怎么是这样？错误出在厨房里，还是诗者的路上？
错误出在菜单上。菜单是文明已经名不副实的一大表征。
石头。用来砸人的时候才会感觉到它的硬坚。而在观赏的时候，以为石头是自己的朋友。
石头，石头，古往今来，你砸死了多少个犯罪的异端？
偏。这是唐僧的紧箍咒。每当孙悟空想叛变、想走歧路。想抛弃师⽗的时候，面容慈善的唐僧便念起了紧箍咒。无论你孙猴子一个筋斗飞十万八千里，也保管痛得你跌下云端，満地打滚，磕头告饶。
偏。这种命名让你无以逃遁，泰山庒顶般而来。你无法争辨、无法申诉、无法抗争，失败已经注定了。说你偏是巧妙的修辞，意思是：你是错的。因为你是错的，你就无须多说了。
用偏来拼凑对他人的宣判，是思想枯竭的大师们最后的杀手铜，他早已是一眼没⽔的井，也要強迫别人守在面前，寸步不离，而当旁边打出一眼新井，清冽的泉⽔汩汩而出时，他又善意地告诫人们：“那口井的⽔有毒，不能喝。你们还是在我的面前耐心等待吧。”
在遭受一系列的挫折之后，我学会了先开口对别人说：“对不起，我的思想太偏，您别太在意。”
暗夜行路时，总是忍不住回头，害怕有一把刀子从背后捅来。而背后。只有自己的⾜音，从青石板上传来。
报纸上对《离开雷锋的⽇子》一片好评如嘲。（京北青年报）说：“面对各种褒奖，紫噤城影业公司的有关导领表示，虽然这是一部主旋律电影，但也将坚持按商业片方式运作，以影片的实力和观众的口碑争取做好发行工作。”
这是一段可以载⼊史册的文字，尤其是“虽然”和“但”两个虚词，巧夺天工，绘影传神。看来“商业片的运作”已成气候“权力话语”也不得不向“商业话语”献媚，优孟⾐冠，方能堂堂正正地登场。
影院里依然是空
的，而经理说，票全卖出去了。对此，洋人永远无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