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庭山帮：暗算胡雪岩的幕后黑手
在海上，胡雪岩的信誉不错，又有主管海上的两江总督左宗棠为靠山，平时也广
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组成強大的丝商联盟同洋行叫板。能够左右所有外国行银的决定，同时还能控制海上全部钱庄票号、典当铺的命运，让大家一起拒绝给胡雪岩融资呢？
这就是国中近现代史上最为強大的金融买办帝国的缔造者：来自洞庭东山的席正甫，他们这一圈人号称“洞庭山帮”与际国 行银家的打法一样，席家可谓相当低调，除了少数史学界人士，大多数国中人对这个名字都极为陌生。大道无形正是他们的特点！
外国洋行刚进⼊国中做生意时，语言不通，人生地不
，商业环境和府政关系两眼一抹黑，
扩大业务必借重当地华人，这就是人们知的洋买办。洋买办往往是以立独商人的⾝份与外国洋行“合作”他们要向洋人缴纳⾼昂的“保证金”担保生意亏损时，以保证金赔偿。同时，也享有生意的收⼊分成。他们为了自⾝的利益，为洋行的业务拓展殚精竭虑。除了结官府掌握府政资源，也需要广商业圈的关系，将触角伸向社会的各个角落。他们编织着层层关系与金钱的网络，疏通着种种富贵与利益的渠道，他们的前台是商场，后台是洋场，舞台是官场。正是通过他们，外国的资本渗透进国中的经济⾎脉，外国的商品涌向了国中的大城小镇，外国的精神颠覆着国中的意识，外国的利益捆绑了国中的权贵精英。可以说，没有洋买办，洋人的业务在国中将寸步难行，洋人的势力在国中也会一事无成。
当胡雪岩导领本土的金融和商贸力量开始向洋行发起挑战时，他不仅直接威胁到了洋行的商业利益，更威胁到了洋买办阶层的切⾝利益。
1874年，席正甫当上了汇丰行银的洋买办，了2万两银子的保证金后，他买到了一张通向控制海上金融市场的“快车票”席正甫的能力当然没有让汇丰行银失望，刚到汇丰，他就搞定了清府政以盐税做抵押，向汇丰进行政治借款200万两⽩银的大单，年息8%，分10年偿还。席正甫一炮打响，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在席家的运作下，汇丰先后经理了沪宁、广九、沪杭甬、津浦、京奉、湖广、浦信等铁路款贷，从中获取了⾼额分成。
在发行纸币方面，也成效卓著，汇丰的纸币流通堪称外国行银之最，流通范围遍及长江、珠江流域，在华南，汇丰纸币几乎代替了清府政货币的地位，成为计价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务派知识分子郑观应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纸币），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瞧虚实，不论多少，为所为。闻英商汇丰行银在奥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万之谱。”席家为汇丰以⽩条占有国中实体财富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国中的达官贵人纷纷将资本存放在府政难以管辖的汇丰账户上，宁可只得到很低的利息，也愿意图个“全安 险保”据统计，长期在汇丰开户的客户中，定期存款在2000万两以上的有5人，1500万两以上的20人，1000万两以上的130人，百万两和数十万两级别的更难以估算。【4】席家从中获取的佣金更是天文数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汇丰在海上的业务总量大大⾼于港香总行，英国人自己也承认“汇丰行银的总行虽在港香，但一般说来，海上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当席正甫与英国方面的大班（旧时对外国公司、洋行经理的称呼，指当时中外通商的经纪人。——编者注）发生意见冲突时，总部最终都以席正甫的意见为最终决定，为此，不惜撤换英国大班。
席正甫不仅在汇丰一言九鼎，对海上的钱庄票号也是说一不二。
当时，在海上的钱庄票号由于自有资金不过几万两银子，难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开展了拆票业务，向钱庄和票号提供了无需抵押品的信用款贷模式，大大提⾼了本土金融机构的融资能力。这些有实力的钱庄以自⾝的信用出具的远期汇票，在5～20天的时间里，向汇丰或其他外国行银进行以庄票抵押的短期融资。这样一来，仅有七八万两银子的钱庄，可以用庄票抵押给汇丰，从而借出大量资本进行商业贸易放贷，其规模可⾼达七八十万两。由于汇丰的存款数量大巨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钱庄拆票的过程中可以收取⾼额利息，从而美美地享受着存贷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的《字林西报》报道海上钱庄“用外国行银资本做生意，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近300万两的放款，竟为维持海上市面正常周转所必需的数量”【5】。当银
低于这个数字时，整个商业活动将立刻受到明显影响。
通过拆票业务，汇丰实际上控制了海上钱庄和票号的资金来源。汇丰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银就宽裕，反之，银就趋紧。汇丰行银所获得的国中巨额廉价储蓄，极大地增強了它对国中金融体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实上成为了“国中的英格兰行银”
正是由于汇丰控制着整个海上乃至国全的银松紧，而席正甫又拥有着汇丰行银的款贷签字权，所以海上的钱庄业争相拉他⼊股，实现利益捆绑。席正甫对海上的本土金融机构具备了绝对的影响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为左宗棠理办的350万两汇丰行银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仅自家独揽了汇丰的买办职位长达三代人，还利用他的影响力，将席家的其他弟子陆续安排进了外国行银体系。无论是英国系的麦加利（渣打）、有利、德丰行银，还是法国系的东方汇理、中法工商行银，德国系的德华行银，俄国系的俄华道胜行银，比利时系的华比行银，国美系的花旗、运通、美商信济行银，⽇本系的横滨正金、住友行银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据不完全统计，1874～1949年的75年间，在海上先后开设的外资行银有20余家，而席氏包揽了其中13家的买办席位。
随着席正甫的势力膨
，连李鸿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笼络他。李左二人到海上都必见席正甫，毕竟是大财神，无论是“海防”还是“塞防”离开钱都是瞎扯。二人对席正甫的拉-拢都很尽心，他们同时保举席正甫担任府政
员官，但席并无丝毫趣兴。后来在李鸿章的再三推荐下，席正甫只得接受了二品顶戴。这与他的刻意低调很不协调。近乎隐居的席正甫连洞庭东山的商圈联谊活动都从不参加，海上的媒体报道中极少出现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后运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与盛宣怀的关系就更密切了。盛宣怀在打垮胡雪岩后成立国中第一家现代行银——国中通商行银时，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后支持者，两人在生意上是铁关系，在盛宣怀的账单上，令人瞩目地存在着与席正甫相关的“汇丰行银英镑与银账”【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怀无不満⾜，席家的大量亲友纷纷被安排进盛宣怀的体系內任职。双方实现了彻底的利益互锁。
当清府政准备成立官商合办的央中 行银——户部行银时，洞悉私有央中 行银 大巨利益的席家又捷⾜先登。户部行银共发行4万股，其中官方认购一半，人私认购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几个儿子纷纷⼊股户部行银。其中，仅席家长子席立功就以不同⾝份拥有1320股。户部行银改名大清行银时，席家安揷了四个儿子在其中担任要职，大清行银改为国中 行银时，席家又成为其大股东，并掌管外汇业务，成为宋子文系的同盟。国民府政 央中 行银成立时，席家更直接变为官股投资人，并代表官股参与央中 行银董事会决策，同时席家还把持着国民府政外汇管理局局长、央中造币厂厂长等要职，更代表国民府政参与筹建际国货币基金组织（IMF），并成为国民府政的代表。席家脉系之庞大，涉及国中金融领域之广泛，在外国行银体系、官方行银体系、海上钱庄票号体系、府政金融主管部门影响力之深，在国中近百年历史上恐怕是绝无仅有的。由于席家所掌握的強大中外金融资源，对整个国中近现代史的影响非常深远，在后续章节将继续介绍。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丝问题上挑战洋行的核心利益，席正甫与胡雪岩的关系应该可以维持得不错。但是，汇丰行银的股东们正是这些大洋行，成立汇丰的初衷就是为了洋行在殖民地拥有自己的“央中 行银”胡雪岩挑战了汇丰大股东的核心利益，搞得股东们闹起事来，席正甫岂能容他！
事实上，洋行们打庒生丝价格，垄断定价权的背后正是汇丰和席正甫对海上乃至国全银的
纵。
据1878年8月28⽇《申报》记载，到19世纪70年代，外国行银对海上钱庄的拆票金额已达300万两左右。到19世纪90年代，七八百万两的拆放额已习以为常。这使得钱庄在资金的周转上对外国行银的依赖
越来越严重。而一旦海上银紧缩，其效应会立刻波及国全。
奇怪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从1878年以来，每到国中的生丝、茶叶上市的时候，就会发生银紧缩的“怪现象”能够制造货币供应短缺，并且有明显意图的就是汇丰行银。维持海上正常贸易周转大约需要300万两银子，而汇丰经常在收购丝茶的季节猛收银到100万两以下，导致丝茶商人无法融到⾜够的资金，丝农、茶农不得不
价出售自己的产品，而汇丰的洋行股东们得以廉价抄底，获取暴利！
“每一次货币恐慌都是以汇丰行银为首的外国行银有意收缩银而引起的。从1878年初开始，银就处于紧张状态，以至于年底海上钱庄为坏账所累不复易者达二三十家。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是外商行银收缩放款200万两巨数之故。1879年的货币恐慌发生在丝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这时，经常需要300万两资金周转的海上市面，却被外国行银收缩到只有90万两的奇缺状态。这个数目全然不能适应本地贸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国行银并不到此为止，它进一步把库存银块增加到60万两，而使事态更加复杂化。”【7】
1883年，历史再度重演。
正当胡雪岩与怡和洋行在生丝大战中处于僵持不下的状态时，海上的银一天天被收紧，大批丝商斩仓出局，丝价直线下跌。9月初，上等生丝每包价格尚能维持在427两；10月，跌为385两；11月初，更进一步下跌至375两。此时，海上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购新丝，胡雪岩的资金链濒于崩溃。
到11月9⽇，公众对胡雪岩的资金担忧终于全面爆发。⾩康钱庄在杭州和海上的分号遭到挤兑。欠汇丰的50万两⽩银债务到期也无法延展，而海上道“恰巧”没有协饷来偿还汇丰的债务，胡雪岩只好以⾩康钱庄仅存的家底还债。不堪重负的金融帝国终于在1883年12月1⽇倒下了。胡雪岩所经营的京城、海上、镇江、宁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康分号同时倒闭。【8】胡雪岩苦心经营几十年的金融帝国崩溃了。最终，生丝被怡和洋行抄了个大底。
胡雪岩无法忍受洋行的庒价行径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价权的争夺背后其实是金融权力的争夺。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没搞明⽩，在丧失央中
行银这一金融制⾼点的情况下，单单依靠囤积生丝试图在贸易上与洋行一较⾼下是徒劳的，一旦银被收紧，他的资金链将立刻陷⼊崩溃边缘。胡雪岩导领的这场国中本土金融力量对际国
行银家的反击，最终以完全失败而告终。他陷⼊的是国外金融资本势力和国內金融买办势力的內外夹击，其失败在战略上早已无可挽回。
胡雪岩的失败与洋行的胜利都是基于同样的原因，那就是谁能控制银，谁就能取得商战的战略主动权。无论是清府政，还是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南方钱庄和山西票号，都没有清醒地认识到央中
行银的大巨威力。当汇丰行银占据了这一地位之时，整个清帝国的命运就完全被际国
行银家所控制。金融不立独，则经济不能立独；经济不立独，则政治不能立独。清府政金融⾼边疆的沦丧，是华中民族陷⼊深重灾难的开端！
清府政的央中
行银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问题的要害是本位货币⽩银被际国
行银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货币动摇，金融这一家国的⾎
循环系统必然瘫痪，然后就是各个经济要害脏器的衰竭，家国政治与战争的免疫系统动员能力瓦解，从而丧失反抗略侵的能力，最后就只剩任人宰割的命运了。
际国 行银家要服征 国中，必须首先服征 国中的货币。鸦片战争的核心与其说是贸易战争，不如说是一场⽩银战争！这就是为什么鸦片战争没有发生在印度、美洲、洲非，也没有发生在⽇本、韩国和东南亚，却仅仅在国中爆发的真正原因！
鸦片贸易打击的目标正是国中的本位货币：⽩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