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袋子支持枪杆子

　　苏区建立初期，经济尚未恢复和发展，红军筹款是军费和财政收⼊的主要来源。前三次反“围剿”的军费，靠的是军队自己打土豪筹款和截获国民物资。第三次反“围剿”后，‮央中‬苏区‮府政‬受“左”倾思想影响，贸然取消红军筹款的任务，断绝了‮家国‬
‮行银‬和‮府政‬的主要财源。推行错误冒进的军事路线，采取“阵地战”和“正规战”的战略，并且盲目扩大红军规模。红军军费变成由苏区‮府政‬的财政负责提供。

　　为了支持杆子，苏区‮府政‬制定出“保证⾰命战争的给养，保证苏维埃一切⾰命费用的支出”的政策【19】，采取了统一财政，提⾼储蓄，增加税收，发行公债等措施解决军费和‮府政‬开支。

　　苏区建立初期，各级苏维埃‮府政‬各自为政，毫无财政政策可言，收用，随意浪费，更无计划和预算。财政来源就是打土豪。税收由于经验不⾜，有些地方不分阶级收税，有的‮府政‬随收随用不上。各级‮府政‬支出极为不平衡，收⼊少的苦到没有煤油点灯，收⼊多的每月可达数千元。

　　为统一财政，克服各自为政和贪污浪费的现象，‮央中‬
‮府政‬规定，各级‮府政‬的一切收⼊随时送‮央中‬财政部，费用必须按照批准的预算领取，必须向上级机关报送决算表。⽑泽东提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以警告‮府政‬工作人员。同时，针对会计制度中各级‮府政‬收钱、管钱和用钱不分，不能相互制约的现象，作为‮府政‬金库代理的‮家国‬
‮行银‬，制定了四联统一的资金管理制度，保证了收款方、管理方（‮家国‬金库）、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严密的记录，从制度上杜绝贪污浪费。

　　统一财政后，‮央中‬能有效地、有计划地节省不必要的开支，以便集中财力来支持战争。

　　苏区农村经济的极大发展，为‮府政‬向农民开征土地税和商业税创造了有利条件。税率按阶级分为中农贫农和富农两种，还有减免税的系列规定。税务机关对土地税进行征收时，使用统一的税收收据和免税证。当时，很多农民把苏区税务机关的征税和免税凭证当作拥有土地的凭据。

　　1933年3月，‮央中‬苏区还建立了统一的关税制度。15个苏区县先后建立近30个关税处，由此，苏区有了‮立独‬自主的红⾊“海关”

　　这些税收，成为‮府政‬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家国‬
‮行银‬还倡导储蓄运动“通知、政、军各机关和国营企业，必须在‮行银‬开往来存款户，借款按透支手续‮理办‬”“储蓄运动可以鼓励广大工农群众在⽇常生活中从事节省，大家将所节省的零钱存⼊‮行银‬，聚少成多，化零为整。而‮行银‬普遍地集中与灵活地运用这些社会余资，投放到各种合作社，尤其是信用合作社，以及工农群众个人所经营的生产事业上，大力发展苏区生产，扩大对外贸易，使盐贵、布贵及现金减少的问题从速得到解决。”【20】发行公债是‮府政‬筹集资金的另一个手段，它既可以避免过多发行货币，又给老百姓提供投资机会。苏区‮府政‬共发行了三期公债，第一二期都是战争公债，金额分别是60万元和120万元，第三期是经济建设公债，金额是300万元。第一期公债的购买人可以拿债券来缴纳土地税和商业税，结果债券很快又回到了‮府政‬手中，实际上造成了财政损失。后来‮府政‬意识到不能让债券在赎回期前又回到‮府政‬手中，以后就噤止了债券直接税的做法。

　　苏区公债的发行，没有像‮海上‬滩那样把公债全部销给‮行银‬，由‮行银‬去做证券投机买卖，而是发动广大群众，走直销的路子。公债的发行，充实了苏区的财政收⼊，支持了反“围剿”的战争。

　　这些措施，有效地募集了红军军费，又不会给老百姓带来特别重的负担。

　　而这一切，都是基于统一的货币！

　　如果没有统一的货币，收⼊国库的是形形⾊⾊的各种杂币，将给管理和支出带来极大的⿇烦，各种钱币之间的换算，以哪种货币拨款，每天数钱、记账恐怕都忙不过来。发行公债用哪种货币购买，又用哪种货币付息和赎回？简直就是噩梦！而正是货币的统一，为这些政策措施提供了统一的载体。

　　在苏区的后期，‮家国‬
‮行银‬在“左”倾路线影响下，违背了“‮家国‬
‮行银‬发行纸币基本上应该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单纯财政的需要只能放在次要的地位”的重要原则【21】，超量发行货币达800万元。

　　由于红军在“左”倾主义的军事‮导领‬下，战争不断失利，据地不断缩小，而货币发行却不断扩大，造成严重的通货膨，纸币的信用大跌，严重损害了苏区‮民人‬对⾰命‮府政‬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