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有混乱，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
4月18⽇召开的博鳌亚洲坛论上，在谈到文化与自由时，著名影星、国中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成龙对媒体说：“有自由好还是没有自由好，真的我现在已经混
了。太自由了，就变成像港香现在这个样子很，而且变成湾台这个样子也很。我慢慢觉得，我们国中人是需要管的。”
明星就是明星，说错话也有影响力。此言一出，惹得两岸三地反对之声如嘲。陆大网友不⾼兴，有的甚至发公开信联署议抗；港香居民不⾼兴，若不是港香这“很”的自由社会，成龙何来今⽇之演艺成就；最怒不可遏的是同样“很”的湾台，连一向齟龉不断的蓝绿阵营也难得炮口一致，国民
“立委”邱毅讽刺成龙是“戏不卖座，制造话题”民进则认为成龙“没有主民信仰，思想中的奴
也很重”
如此都有意见，一方面可以看得出大家很关注公众人物的言行，尽管他们隔行发言时经常会贡献一些“不想当厨子的裁
不是好司机”式的笑话；另一方面，想来时代真是有了大进步。在经历了风风雨雨的20世纪之后，两岸国中人对自由之价值有着广泛认同。如艾米莉？狄金森诗云：“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
。”即使是那些假装赞美极权家国的人，也并不真想去那样的家国或者时代里生活。
“我们国中人是需要管的。”这不是自我贬抑与自我歧视么？难道“我们国中人”不配享有他国民众一样多的自由？成龙“自由太多”的感慨难免给人一种时空倒错之感。上世纪初，尤其是在辛亥⾰命后，国中
来前所未有的自由与开放。两年后，孙中山讨袁失败。有意思的是，当时孙中山也将“二次⾰命”失败归咎于“我们国中人”自由太多，认为只有采取集权的办法才能⾰命成功，并由此以帝俄为师，渐开国中“以治国”、“一专政”之先河。或者说，国民后来之独裁政治，便是始于当年“国中人自由太多”之判断。今天回头看这段历史“二次⾰命”失败决非国中人自由太多，有历史学家甚至认为孙中山在“法槌讨袁”与“刀剑讨袁”之间做错了抉择，暴露了他对暴力⾰命的
信…
随后的二、三十年代“自由太多”似乎成了世界共识。不唯德国、⽇本开始信奉法西斯主义，经济危机来临时，在自由传统素来深厚的国美甚至有人公开宣称“国美就缺一个墨索里尼”在国中，许多人开始将斯大林、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当作“当代三大怪杰”推崇备至。告别“自由太多”的年代，结果人所共知。失去了自由的世界不但没有获得想象中的秩序与繁荣，反而陷⼊了前所未有的大混、大动
与大灾祸。
湾台真的“混”了么？对于湾台正在实践的主民，我们时常会听到一些冷嘲热讽的声音。当说，湾台有湾台的问题，但湾台在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方面的成长却是有目共睹的。几十年间，湾台由独裁政治向主民政治的和平转型，而湾台民众为此支付的代价，不可不谓最小。遗憾的是，把湾台
主民当“天大的笑话”来看的成龙们“只看得见
媾，却看不见孕育”；只看得到表面上的一点象，却看不到湾台已经进⼊了一种全新的秩序——在那里，不仅有市场经济，更有市场政治。
事实上，现代意义上的自由本⾝便有一种约束机制，所谓“你挥舞的拳头到我的鼻子为界”进一步说，秩序与自由从来都是一对孪生兄弟，自由带来的不是混，而是秩序。一方面，作为一种权利，自由本⾝便暗含秩序。上世纪四十年代，国美总统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同样是为了建立一种秩序，而保护自由也就是建立秩序。另一方面，秩序即自由。家国作为一种手段，一种人造之物，必须以保护国民的自由为目的。有秩序，才会有自由。法治家国之所以受人赞美，即在于它以国民自由为第一目的，构建秩序即为保障自由。
阿马蒂亚？森说：“发展是为了自由。”安德鲁？汉密尔顿说：“自由是反对滥用权力的唯一堡垒。”今⽇世界没有哪个家国的民人不是在努力扩大社会的自由，并以公民自由界定共公权力。必须承认，今⽇国中內地并不是没有混。贪污败腐流行，三聚氢胺热销，民宅被“拆迁”摧毁，有共公精神的人因为网上发帖被逮捕…谁能对此视而不见？然而，一个人若不是因为翻多了跟头而思维“很”就知道这一切不是因为社会自由太多，而是因为权力“太自由”而这些自由都是前现代为所
为的自由，打家劫舍的自由，而决非今人为之奋斗的为秩序与人权而设的自由。
显而易见，只有保障而不是缩减宪法赋予国民的自由，才能真正消除混。有言论自由，就不会有文字狱的混；有迁徙自由，就不会有搞暂住证的混；有访上自由，就不会有截访的混；有私域自由，就不会有察警夜闯民宅的混。如孟德斯鸠所言“有商业的地方就有美德。”笔者同样相信有经济自由就有经济繁荣，有政治自由就有政治安宁，相信哪里有混，哪里就一定有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