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哑口海中的父亲

　　但是，万万想不到，现在轮到爸爸为我流泪了。

　　妈妈去世已经两年，他从不知人生这一步的寂寞。凡是他在家的⽇子，从来都是“饭来张口，⾐来伸手”妈妈全程照顾数十年，去世的早上还在嘱咐女佣中午要做的菜。留下他一个人后，我千方百计求他，哄他，甚至骗他，搬来和我同住，但他坚持不离內湖的家。我和宁妹每隔两天回內湖去看他，都在下课下班后，但是他早上九点起就在临街的台上张望。

　　我车祸后，他多⽇不见我回去，就不断问，妹妹说:“临时有事出国开会去了。”他说:“她不是刚从德国回来吗？”如此过了十多天，妹妹只好说:“姐姐摔了一跤，不能走路。”他说:“我可以去看她呀…”这样闹了一个月，他突然肠胃不适，也送到三总內科。就在我病房的楼下。我那时上半⾝已拆了石膏，左腿还裹着石膏。心中思念病中的爸爸，过几天得到医师准许，坐轮椅去他的病房探。下半⾝用被单盖着，已经不是最初那木乃伊的样子了。我进他的病房，叫了一声爸爸，他就哭起来，说:“你怎么了？你怎么摔成这样？”

　　他紧闭了四十年眼泪的闸门，自此冲破，再也关不上了。这位被尊称为“铁老”的汉子，在所有逆境中，不曾被世人看到他的眼泪，这之后，他在世一年多的⽇子里，每次看他“捡回一条命”的女儿，就流泪不止。他有时会说:“那些年，我去⾰命，你妈妈带着你可没少跟我吃苦，这么多年我都不知道她帮我撑这个家多么辛苦！”

　　他最后几年孤独的⽇子里，回忆往事大约占据了他的心思意念。他有时对我说，心中常是千军万马在奔腾，慨叹‮国中‬命运的大起大落。文⾰渐渐结束后，由各方面传来许多人和事的消息，让他更能从整体了解当年的情况。譬如说，一九八一年他在荣总住院时，张学良突然去病房看他。自一九三五年汉口不而散，近半世纪首次再见，令他心情很不平静。当年雄姿英发的青年，都已八十二岁了，乡关万里，一生坎坷，千言万语都说不尽，也不必说了。常常自问“如果当年能够合作，东北会是什么样子？‮国中‬会是什么样子？”事实上，时光即使能够倒流，合作亦非易事。张学良二十岁继承奉军地盘，毫无思考判断准备，只知权力，冲动任地造成贻害大局的西安事变，使东北军数十万人流落关內，失去了在东北命运上说话的力量，他和这个坚持人尊严，‮主民‬⾰新的理想主义者齐世英怎么合作？那一天会面，两人唯一共同心意，是怀念郭松龄将军。张学良想的是郭将军对他权力的辅佐;我⽗亲想的是，如果巨流河一役郭军战胜，东北整个局面必会⾰新，不会容许⽇本人进去建立傀儡満洲国，即使有中⽇战争，也不会在战争胜利之后，将偌大的东北任由苏俄、蒋中正、⽑泽东、杜津明、林彪，这些由遥远南方来的人抢来打去决定命运！这些憾恨，虽已还诸天地，却仍‮磨折‬着他的余年岁月。

　　晚饭时，我和妹妹总是给他斟一杯酒。每端起酒杯他就流泪，断断续续说当年事:明明不该打败仗的局面，却败了，把那么大的东北丢了。那些年，布満东三省，一心一意跟着我十多年在敌后抗⽇的同志都⽩死了。他们盼望胜利的‮央中‬会照顾他们的‮儿孤‬寡妇，也全落了空。没有出来的人，能在共产手里活着的也很少，那些人都是爱国的知识分子，如不去⾰命，原可以适应生存。养家活口，都是我害了他们，是我对不起他们！这些话，他反反复覆地说着，‮磨折‬着他最后的⽇子。

　　妈妈去世后，他言语更少，近乎沉默，正似从汹涌的巨流河冲进了哑口海——‮湾台‬极南端鹅銮鼻灯塔左侧，有小小一湖海湾，名为哑口海，太平洋奔腾的波涛冲进此湾，彷佛销声匿迹，发不出怒涛的声音。正似莎士比亚的名句。人的一生“充満了声音与愤怒，全无意义。”长⽇无言，有时他独自坐在台上望着我们来时的路。秋天⽩昼渐渐短了，我回去与他对坐，又念起他也爱的济慈《秋颂）．

　　舂天的歌声呢？。舂之声在哪儿？

　　别想它了，你也有自己的乐音。

　　他又问，那些傻藌蜂呢？我们就是那些傻藌蜂，以为只要花仍开着，温暖的夏⽇永无止境。诗人记得那秋天“燕子在秋天的弩苍下回旋飞鸣”他说这一生在家乡时间太少，还记得庄院瓦房的屋担下有许多燕子做窝，开舂时总盼望牠们回来。

　　一九八七年八月⽗亲节的下午，他勉強从上起⾝，坐在旁藤椅上。磕然逝世。宁静地放下了这一生所有的理想、奋斗和失落的痛苦。我们将他的骨灰埋葬在⺟亲⾝旁，面对着太平洋的穹苍。在这安居了四十年的岛上，冬季无雪，夏季热，太‮烈猛‬地照在他们埋骨的石座之上。

　　整理他们的遗物真是容易的事，我⺟亲一生没有一件珠宝，也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她的柜子里有一只小破⽪箱，装了一些从南京到重庆，复员回北平又来‮湾台‬都不肯丢的老照片（我的童年一张照片都没有），最⾼一层放了八棉被，我知道她搬到內湖后，常去台北长沙街一家传统弹棉花被的店，订做了各式厚薄的棉被，她说：“现在我有自己的家，客人来可以好好招待了。”事实上，她招待的人都已不在了，⾰命的，抗⽇的，守山海关的，打台儿庄的，拚滇缅路的，逃难的乡亲，流落的青年…全都走过去了。我留下她的两棉被，在丽⽔街的冬天盖了十多年，那传统手弹的棉被时代也走过去了。

　　收拾我⽗亲遗物更是容易，他在一九五四年离开国民后，一直有人跟监，一九六0年雷震伯伯被捕前后，他已把所有通信函件、文稿焚毁，以免连累友人。以后多年他也不留来信，我在他书桌菗屉中只看到几封张群为⽇本断商谈的信，⽇本首相吉田茂的女儿⿇生和子谢我⽗去⽇本吊唁的信;还有一个木盒装了吉田葬礼送的红⾊包袱巾，上面有四行中文诗;还有孙子女们寄给他们的小猫、小熊的生⽇贺卡：卧房內找到一本⽇记：他从德国买的《哲学丛书》二十册（一九二0年版精装）：当年在‮海上‬购买精制的全套二十四更一直在他书架上。⺟亲死后，我们不知该去为他晒书，这时已被⽩蚁啃食残破不堪，只剩上半页和封面，木盒已触手即碎，只有焚毁。

　　双亲俱逝之后，在层层的失落感中，我挣扎奋斗，游不出他的泪海，我的⾎继承了他的飘泊之泪。第二年夏天我自台大提前退休——车祸之后重回讲坛，保持自己教书风格，连续两小时站立已感辛苦，下课提着书本和试卷等等资料，由文学院走到大门口，寒冷或炎热，站在‮生新‬南路口拦不到出祖车时，已无法走回家去。这是我该坐下来，，想和写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