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斗

　　⽇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去，时光流逝得平平静静。

　　但是我却一点平静都没有。我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提心吊胆中。不管是什么时候，也不管是什么地方，在家里，在劳动的地方，红卫兵一到，我立刻就被押解着到什么地方去接受批斗，同劳改前一模一样。因此，即使在一个非常僻远几乎是人迹不到的地方，只要远处红卫兵的红袖章红光一闪，我就知道，自己的灾星又到了。我现在已经变成了不会说话的牲畜，一言不发，一句不问，乖乖地被押解着走。走到什么地方去，只有天晓得。这种批斗同劳改前没有任何差别，都是“行礼如仪”没有任何的花样翻新。噴气式我已经坐得非常练，再也不劳红卫兵用拳打脚踹来纠正我的姿式了。我在台上争分夺秒的锻炼也已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我坐噴气式‮势姿‬优美，无懈可击；‮腿双‬微感不适，再也没有酸痛得难忍难受之感了。对那些比八股都不如的老一套胡说八道谎话连篇的所谓批判发言，我过去听得就不多，现在更是本不去听“只等秋风过耳边”了。总之，批斗一次，减少劳动一次，等于休息一次。我在批斗的炼狱中已经接近毕业，应该拿到批斗实践学的学士证书了。

　　可是，有时候红卫兵押着我不是去批斗，而是去审讯，地方都在外文楼，但不总是在一间屋子里。其中奥秘我不得而知。一进屋子，东语系公社的‮导领‬—恕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官职—一排坐在那里，面⾊严肃，不露一丝笑容，像法庭上的法官。我走进去，以为也要坐噴气式，但是，天恩⾼厚，只让我站在那里，而且允许抬头看人。我实在感到异常别扭。我现在已经成为《法门寺》的贾桂了。原来我在这种场合，态度很不好。自从由于态度不好而拣回一条命以后，我的态度好多了。我觉得，态度不好，一点用处也没有。他们审讯的主题往往是在抄走了我的几百万字的⽇记中，捕风捉影，挖出几句话，断章取义，有时还难免有点歪曲。我在洗耳恭听之余，有时候觉得他们罗织得过于荒谬，心中未免有点发火。这当然会影响我的态度，但是我尽量把心中的火庒下去。在被抄走的几百万字的手稿和⽇记中，想用当时十分流行的形而上学的诬陷的方法挖出片言只字，进行歪曲是非常容易的。他们还一定要強迫我回答。不说不行，说又憋着一肚子气，而这气又必须硬庒下去。这种滋味真难受呀！有时候我想，还不如坐在噴气式上，发言者的胡说八道可以不听，即使挨上几个耳光，也比现在这样憋气強。俗话说：“这山望着那山⾼”我难道说也是望着被批斗的那一座山⾼吗？

　　审讯我的人，不是东语系原来的‮生学‬，就是我亲手请进来的教员。我此时本没有什么“忘恩负义”的想法。这想法太陈腐了。我能原谅他们中的大部分。他们同我一样，也是受了派的毒害，以致失去评断是非的理智。但是，其中个别的人，比如一位朝鲜语教员，是公社的铁杆，对审讯我表现出反常的积极，难道是想用别人的⾎染红自己的顶子，期望他的“女皇”对他格外垂青，飞⻩腾达吗？还有一位印尼语教员，平常对我毕恭毕敬，此时也一反常态，积极得令人吃惊。原来他的庇股并不⼲净，解放前同进步‮生学‬为敌，参加过反苏‮行游‬。想以此来掩盖自己的过去。但狐狸尾巴是掩蔵不住的，后来终于被人揭发，用资本主义的‮杀自‬方式去见上帝去了。

　　最令我感到不安，甚至感到非常遗憾的是一位阿拉伯语教员。这是一位很老实很正派的人，我们平常无恩无怨，关系还算是过得去的。现在他大概在东语系公社中并不是什么主要人物，被分配来仔细阅读我被抄的那一些⽇记和手稿。我比谁知道得都清楚，这是一件万分困难，万分无聊的工作。在摞起来可以⾼到一米多的⽇记和手稿中，寻求我的“反⾰命”的罪证，一方面很容易，可以任意摘出几句话来，就有了⾜够批斗我一次的资料。但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地细读，那就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既伤眼力，又伤脑筋。让我再读一遍，我都难以做到。然而这一位先生—我没有资格称他为“同志”—却竟然焚膏继晷，把全部资料都读完了，提供了不少批斗的资料。如果我是大人物，值得研究；如果他真有‮趣兴‬来研究“季羡林学”那还值得。但我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人。读了那样多的资料，费了那么大的力量，对他来说不是⽩⽩浪费自己的生命吗？反过来说，如果他用同样大的力量和同样多的时间，读点阿拉伯语言、文学或文化的资料，他至少能写成一篇像样的论文，说不定还能拿到硕士学位，被提升一级哩。因此，我从內心深处同情他，觉得对他不起。可这是我能力以外的事，我有什么办法呢？

　　东语系对我的审讯，并不总是心平气和的，有时候也难免有点剑拔弩张。但是没有人打我耳光，我实在是非常感恩戴德了。

　　即使是这样，这种劳改、批斗和审讯三结合的生活，确也让我感到厌烦。我又有了幻想。我幻想能有一个救世主，大慈大悲，忽然大发善心，结束这一场浩劫，至少对像我这样无辜的人加恩，把我解放。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任何教门，上帝，天老爷，佛爷，菩萨，我都不去祈祷。我想到的是我们‮家国‬
‮导领‬人。在劳改、批斗之余，夜里在暗淡的灯光下，在十分不友好的气氛中—同一个单元住的一位太太早已把我看做“敌人，反⾰命分子”不但不正眼看我一眼，而且还鼓动我们家两位老太太，同我划清界限。我们的老祖直截了当地告诉她说：“我们还靠他吃饭哩！”—我伏案给我们的‮家国‬
‮导领‬人写信，妄想世间真会出现奇迹。但是世间怎会出现奇迹呢？世间流传的是：“‘文化大⾰命’七八年一次，一次七八年”我写这些信，等于瞎子点灯，⽩费一支蜡。我却一厢情愿，痴心妄想，妄想有一天一睁眼“文化大⾰命”结束，我这个鬼再转变成人。那够有多么好呀！在弥漫宇宙仿佛凝固起来的黑暗中我隐隐约约从“最⾼楼”（陈寅恪先生有诗曰：“看花愁近最⾼楼”）上看到流出来的一线光明。然而最终证明，这只是一片海市蜃楼，转瞬即逝。我每天仍然是劳改、批斗、审讯。

　　就是在家里，不劳改，不批斗，不审讯，⽇子也过得不得安生。同住一单元的要同我划清界限的那一位太太，我在上面已经谈过几句了。但是⿇烦还不止这一些。她我把存在他们屋中的据说‮京北‬只有一张的红木七巧桌和大沙发搬出来。我真是进退两难。我现在只剩下堆満了东西的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这些大家伙往哪里放呢？楼下存书的车库，抄家之后，一片‮藉狼‬，成了垃圾堆，我看都不忍看。沙发和七巧桌无论如何也是搬不进去的。火上加油，楼下住的一位女教员还贴出小字报，要我把书搬出车库。我此时一个朋友也没有，谁都视我如瘟神，我向谁求援呢？我敢走出去吗？我好像是乌江边上四面楚歌的项羽。幸亏我已经研究过比较‮杀自‬学，我决不自刎。我还要活下去。但是活下去又怎样呢？我真已经走到了山穷⽔尽了。

　　但是来的却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而是更大的灾难。

　　我劳改了整整一九六八年的一个舂天。此时大地重又回舂。大自然本不理会什么“文化大⾰命”依旧繁花似锦，姹紫嫣红，燕园成了一片花海。人人都喜舂天，而我又爱花如命。但是，到了此时，我却变成了一个⾊盲，红红绿绿，在我眼睛里统统都成了灰⾊。

　　但是，在另一方面，烂漫的舂光却‮醒唤‬了“⾰命家”的“⾰命”热情。新北大公社的头子们谨遵“一年之计在于舂”的古训，决定使自己的工作⽔平再提⾼一步，着重发明创造，避免固步自封，想出了一套崭新的花样。对象当然还是这百十口子囚徒。他们之中是否有真正想“⾰命”的，我说不准。但是，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体的话，却绝对是以待别人来取乐的。人类的劣，过去被掩盖住，现在完全“解放”了。他们可以为所为了。我在这里顺便着声明几句：在北大几千名工人中，在北大上万名‮生学‬中，参加这个活动的只是极少数。他们平常就是一些调⽪捣蛋，耍奷卖滑、好吃懒做、无巧不沾的类似地痞流氓的人物。现在天赐良缘，得到了空前的千金难买的好机会，可以施展自己的本领了。

　　一九六八年五月四⽇，五四运动的纪念⽇，‮国中‬规定的青年节，我们这一批囚徒一个个从家中被押解到了煤厂。提起煤厂，真正是大大地有名。顾名思义，这里是贮存煤炭的地方，由一群工人管理。在“文化大⾰命”分派时期，里面的工人碰巧都是拥护“老佛爷”的。运煤工人当然个个都是⾝強体壮的彪形大汉，对付煤块他们有劲；对付我们这一批文弱书生，他们的劲有极大的剩余。他们打一个耳光或踢上一脚，少说也抵得上《⽔浒传》里的黑旋风和花和尚。具体的感受不可言宣，只有我们这些人的骨⾁才说得清楚。特别是浩劫第一阶段重点在批走资派的那一阶段在煤厂劳改过的“走资派”一提到煤厂，无不不寒而栗，谈虎⾊变，简直像谈到国民的渣滓洞一样。

　　现在我们这一批囚徒又被押到这里来了。我仔细看了一下，不是所有的囚徒，而是“择优录取”或是“优化组合”选了一批特别“罪大恶极”的。其中有“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点了名的陆平和彭珮云等等。我们每一个人的脖子上都被带上了一块十几斤重的大木板，上面写着自己的名字。我们被命令坐在地上，谁也不敢出声。我估计批斗的时间不会短的。为了‮险保‬起见，先请求允许到便所去一趟。路颇远，我仍然挂着木牌，嘀里当啷，踉踉跄跄，艰难跋涉，到了目的地，赶快用超人的速度完成任务，回去坐在地上待命。我心里直打鼓，谁知道，这是一阵什么样的风暴呢？

　　时间终于到了，虽然不是午时三刻，然而滋味也差不多。只听到远处一声大喝：“把他们押走！”于是上来了一大堆壮士，每两个对付一个囚犯，方式没有改变，双臂被拧到背后，脖子上还有两只耝壮的手。走了很长的路，才到了我依稀认出的当时的学三食堂。从左边的门进去，排成一行，坐上了噴气式。这里没有讲台，主持人和发言者也都站在平地上一张桌子的后面。我只瞥见我的右手是彭珮云。其余的人的排列顺序就看不清了。行礼一切如仪。先是声震屋瓦的“打倒”声，大概每一个囚犯都打倒一遍。然后恭读语录，反正仍然是那一套“⾰命不是请客吃饭”等等。接着是批判发言。说老实话，我一个字都没有听见，我一个字也不想听到，那一套胡说八道，我已经听够了，听腻了。我只听到发言者为了对什么人表示忠诚，发言时声嘶力竭，简直成了嚎叫。这对我毫无影响，对这些东西我的神经已经⿇木了。我最关心的是希望批斗赶快结束。我无法看表，大概当时手表是没有戴的。我在心里默默地数着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直数下去，数到了二三千了，耳边狼嚎之声仍然不断。可我这双经过锻炼的腿实在有点吃不消了，眼里也冒出了金星，脑袋里昏昏沉沉，数也数不下去了。斜眼一看，彭珮云面前的地上已经被头上流下来的汗⽔滴。我自己面前怎样，我反而没有注意。此时只觉得脖子上的木牌越来越重，挂牌子的铁丝越来越往⾁里面扎。我处于半昏的状态之中。

　　又过了不知多久，耳边只听得一声断喝：“把他们都押出去！”我知道，仪式结束了。但是同上一次大饭厅的批斗一样，仪式并没有完全结束。“老鼠拉木锨，大头还在后面”我被押出了学三食堂，至少有三个‮生学‬或工人在“服事”我。双臂被弯到背上，脖子上不知道有几只手在卡住，头当然抬不起，连⾝子也站不直。就这样被拖到马路上。两旁有多少人在“欣赏”我说不出来，至少比在大饭厅批斗时还要多。只听得人声嘈杂，如夏夜的蚊声。这又是一次游斗；但是比上次的速度可要快多了。我⾝上有那么多累赘，又刚坐过噴气式。要让我自己走路，我是走不这么快的。于是我⾝旁的年轻人就拖着我走，不是架着，好像拖一只死狗。我的鞋在⽔泥马路和石头上同地面磨擦。鞋的前头已经磨破，磨透，保护脚趾的袜子当然更不值得一磨，于是脚趾只好自己出马。这样一来，其结果如何，概可想见。当时是否流了⾎，自己本无法知道，连痛的感觉都一点也没有。小石块又经常打在头上。我好像已经失去知觉，不知道自己是在人间，还是在梦中。自己被拖到什么地方，走的哪一条路，本不知道。看样子好像已经拖到了大饭厅。不知道怎样一来，又被拖了回来。几个人把我往地上一丢。我稍一清醒，才知道自己躺在煤厂门外。

　　这一次行动真是非同小可。比上几次的批斗和游斗都不一样。我已经完全筋疲力尽，躺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头脑发昏，眼睛发花，耳朵里嗡嗡作响，心里砰砰直跳。在矇眬中感觉到脚指头流出了⾎，刺心地痛。我完全垮了。此时周围一下子静了下来，批斗的人走了，欣赏者也兴尽到什么地方去吃饭了。抬眼看到⾝旁还有两个人：一个是张学书，一个是王恩涌。宇宙间好像只剩下我们三个被批斗者。他俩比我年轻，⾝体也结实。是他们俩把我扶了起来，把我扶回了家。这种在苦难中相濡以沫的行动，我三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