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用一家

　　我上面屡次提到章用，对他的家世也做了一点简要的介绍，现在集中谈他的一家。

　　章士钊下台以后，夫妇俩带着三个儿子，到欧洲来留学，就定居在哥廷。后来章士钊先回国，大儿子章可转赴意大利去就学，三儿子章因到英国去念书。只有二儿子章用留在哥廷，陪伴⺟亲。我到哥廷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子在这里已经住了几年了。

　　他们租了一层楼，是在一座小洋楼的顶层，下面两层德国房东自己住。男房东一脸横⾁，从来不见笑容，是一个令人见而生厌的人。他有一个退休的老⺟亲，看样子有七八十岁了，老态龙钟，路都走不全，孤⾝一人，住在二楼的一间小房子里。⺟子不在一起吃饭。我拜访章用时，有时候看到她的卧室门外地上摆着一份极其耝粝的饭菜，一点热气都没有。用‮国中‬话说就是“连狗都不吃的”男房东确实养着一条大狼狗。他这条狗不但不吃这样的饭，据说非吃牛⾁不行。牛⾁吃多了，患了胃病，还要请狗大夫会诊。有一次，老太太病了，我到章家去，一连几天，看到同一份饭摆在房门口，清冷，寂寞，在等候着老太太享用。可惜这时候她大概连都起不来了。

　　这是顺便提到的闲话，还是谈主题吧。

　　章老太太(我同龙丕炎管她叫“章伯⺟”)是英国留‮生学‬，英文蛮好的。她当孙中山的秘书，据说就是管英文的。她崇拜英国，到了五体投地的程度。英国人的傲慢与偏见，她样样俱全。对英文的崇拜，也决不下于英国人。英国人常以英文自傲。他们认为，口叼雪茄烟而能运用自如的语言，大千世界中只有英文。因此，在西方‮家国‬中，最不肯学外国语言的人，就是英国人。而其他‮家国‬的人则必须以学习英文为神圣职责。在这方面，章伯⺟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英国人。她来德国几年，连一句“早安”、“晚安”都不会说。她每天必须出去买东西。无论有多大本领，多少偏见，她反正无法让德国店员都履行自己的神圣职责。无已，她就手持一本英德文小字典，想买什么东西，先找出英文，下面跟着就是德文，只需用手指头一指，店员就明⽩了。要买三个或者三斤，再伸出三个手指头。于是这一个买卖活动立即完成，不费吹灰之力，皆大喜。

　　她不肯说德国话，当然更不肯认德国字，德国的花体字⺟更成了她的眼中钉，这种字⺟与英法德等国通用的拉丁字⺟不同，认起来比较⿇烦。法西斯锐意提倡花体字，以表示自己德意志超于一切的爱国主义。街名牌子多半改用了这种字⺟。因此，章伯⺟就遇到了更大的⿇烦。再加上，她识别方向记忆街名的能力低到惊人的⽔平。在哥廷住了几年，依然不辨东西南北。有几次出门，走路比较远了一点，结果是找不回家来。

　　章伯⺟就是这样一个人。她虽然已年逾花甲，但是却幼稚而单纯，似乎有点不失其⾚子之心。在别的方面也有同样的表现，她出⾝名门大族，自己是留英‮生学‬，做过孙中山的秘书，嫁的丈夫又是北洋‮府政‬的总长，很自然地养成一种恶发展的门第优越感。别人也许有这种优越感，但总是想方设法来掩蔽起来，也许还做出一点谦恭下士的伪装。章伯⺟不懂这一套，她认为自己是“官家”我们都是“民家”官民悬隔，有如天壤，泾渭分明，不容混淆。她一开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如何，你们民家又如何如何。”态度坦率泰然，毫不忸怩。我们听了，最初是吃一大惊，继之是觉得可笑。有时候也来点恶作剧，故意提⾼了声音说：“你们官家也是用筷子吃饭，用茶杯喝茶吗？”她丝毫也觉察不出我们的用心，继续“官家”“民家”嚷嚷不休。在这方面，她已修炼得超凡⼊圣，我辈凡人实在是束手无策。

　　她儿子章用是很聪明的人，对自己⺟亲这种举动当然是看不惯的。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又是一个很孝顺的人。他从不打断⺟亲的话。但是从他那紧蹙的眉头来看，他是很不愉快的。他经常好像是在考虑什么问题，也许是数学问题，也许是什么别的东西。平⽇家居，大概不大同⺟亲闲聊。老太太独处危楼，举目无亲，没有任何德国朋友，没有人可以说话，一定是寂寞得难以忍耐。所以一见我们这些“民家”便喜笑颜开，嘴里连连说着：“我告诉你一件大事！”连气都不上来。她所说“大事”都是庇大的小事。她刺刺不休，话总说不完。但是她一不读书，二不看报，可谈的话题实在有限。往往是三句话过后，就谈章士钊。谈章士钊同她结婚时的情景。章士钊当了大官，但是对待子，总以西方礼节为准。上汽车给她开车门，走路挽着她的胳臂，而且満嘴喊Darling(亲爱的)不止。她自己如坐云端，认为自己是普天之下最幸福的妇女。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有一天，她忽然发现‮实真‬情况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于是立刻从九天之上的云端坠了下来。适逢章士钊也下了台，于是夫妇同儿子们来到了哥廷。

　　她谈的有关章士钊的情况，远远不止这一点。为了为贤者讳，我在这里就讲这一些。在将近二年的时间內，她讲丈夫的故事，不知讲了多少遍，有时候绘形绘声，讲得琐细生动之至。这对章用当然更是刺。他虽然照常是沉默不语，然而眉头却蹙得更加厉害了。

　　就这样，章伯⺟我们到她家去，我自己也愿意去看一看这一位简单天真的老人。我的目的主要是去找章用，听他谈一些问题。他⺟亲说，我一去，章用就好像变了一个人，脸上有了笑容，话也多了起来。这时，老太太显然也⾼兴了起来，立刻拿点心，沏龙井茶，还多半要留我吃饭，嘴里一方面讲章士钊，一方面忙前忙后，忙得不可开。我同章用谈论什么问题，也谈得兴致正浓。有几次，在这样谈话的间隙中，忽然听到楼外雷声如擂鼓。从楼顶上的小玻璃窗子里看出去，天空云翻滚，东面山上的丛林被云封住，成一片，颇感到大自然的威力。但是，我们谈兴不减，稍一注意，就听到大雨敲窗的声音。

　　这样美好的时光并不很长，可能只有1936年一个夏天。一转到1937年，章家的国內经济来源出了问题，无力供给在德、英、意三个‮家国‬的孩子读书和生活。他们决定，章用先回国去探听探听。章用走了以后，老太太孤⾝一人，留在哥廷，等候儿子的消息。此时，我同龙丕炎就承担了照看老太太的责任。我们三个人每天在饭馆里一起吃午饭。每天见面时，老太太照例气吁吁地说：“我告诉你一件大事！”我们知道，没有什么大事。吃过午饭，送老太太回家，天天如此。后来，章用从国內来了信：经济问题无法解决，章用不能回来了，要老太太也立刻回国。我们于是又帮她退房子，收拾东西，办护照，买车船票，忙成一团。就在这样的非常时期，老太太还并没有忘记了自己的“官家”⾝份。她照了相，要我们帮她挑选“标准相”回国后好送给新闻记者。

　　老太太终于走了，章用一家在哥廷长达六七年的生活也终于结束了。章用在德国苦读了六七年，最终也没有能再回德国来，没有能取得博士学位。从此以后，我同他们⺟子都没有能再见面。章用先在浙江大学教书，抗战军兴，到处播迁，在颠沛流离之中，他没有忘记我，也没有忘记写诗。时常有信给我，有时附上自己的诗。我现在还能记住一些他的诗，比如“常歌建德非吾土，岂意祁门来看山”等等。不记得是在哪一年了，他把自己生平写的不算太多的诗全部寄给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考虑的。难道他已经预感到自己肺病⾝，将不久于人世，因而尽早把自己的心⾎的结晶寄给可靠的朋友，传之其人吗？他的预感是正确的，不久他就在流离播迁中离开人世，只剩下我这个受他重托的人还活在人间。综观章用一生，他是一个寂寞的人，一个孤傲的人，一个落落寡合的人，一个短命的才人。他是把我这个同他仅仅有一年多谊的人，看做自己惟一的知己的。此境可悲，此情可感！现在茫茫人世，芸芸众生，知道章用，想到章用的人，恐怕只有我一个了。我愈来愈感到，我也失去了一位难得的知己。然而人天悬隔，哭无泪“上穷碧落下⻩泉，两处茫茫皆不见”恐怕我要抱恨终天了。悲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