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旧事》与我

　　《老家旧事》的作者董冰是作家李准的夫人，从社会关系上说是我的前婆⺟；从更深广的意义上来说，她永远是我的⺟亲。但我为她的书作评，并不因为这层不同寻常的关系，而是因为我对这本书的偏爱。书中宣扬的人文精神、女精神，滋养了我小说中一系列女主人公形象，从《少女小渔》到《扶桑》，再到我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中的王葡萄。

　　我是一九八〇年初以未来儿媳的⾝份认识李准夫妇的。开始我对这位⺟亲的温良和缄默印象极深，很快我发现她偶尔以一两句话形容一件事、一个人物，总是形象至极。比如她形容儿时从大门下的隙看到军队驻扎过往说”外头腿都満了。”说到一个女亲戚不会过⽇子，问别人借钱为家里买粮，结果她：“拿上钱到街上买了条洋裙子。”都是些陈年往事，她记住的却是细节之核，这样的细节之核一旦用在人物⾝上，作家不必再费笔墨去给人物定论了，读者很快自会得出定论。这样的细节，在《老家旧事》中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小说家的我来看，如此开销细节，是不可思议的慷慨。

　　其实早在80年代中，我就知道我的婆⺟在写书。并且，我也有幸在这部书的写作过程中跟踪阅读。当时我就认为这是一本奇书。在当时一派慷慨讴歌或昂控诉的文学语调中，《老家旧事》以朴素、平实、无辜的叙述，道出了一个灾难和死亡多发的故事，却没有控诉，没有说教，没有阶级斗争及人伦善恶一直以来主宰我们思考和感情的公式；它使我感受到人在超越一切社会、政治界定之上的意义。人，这时才是最丰富的，最值得诠释的。不仅如此，我冥冥中感到古希腊大悲剧和这部作品的某种精神‮穿贯‬，即人与不可抗力的生存因素的永恒抗争。不可抗力的因素既有⾝外的，也有与生俱来的。比如人，它不是阶级的产物，不是善恶的表征；人是不可抗力的因素。

　　书中女人物众多。作者写到自己儿时跟着‮口牲‬转圈扫磨时，没有形容一个孩子的对这种枯燥繁重劳动的冤情，也没有她如何不胜其累。她写自己如何‮望渴‬玩耍，一边扫磨一边忙中偷闲用笤帚苗和布头扎起小人儿，让它们“走亲戚”大人们来时，她又怎样把小人儿蔵起来。这些段落，远比一个孩子说自己怎样劳累，怎样困倦更打动人。首先是这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如此大度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在接受的前提下，还设法从中汲出甜头，和命运平和相处。这才是‮国中‬人最本的美德。从我这位⺟亲的一贯态度来看，我想，正是她的平常心，她的处事不惊、宠辱不惊使她自己和她的孩子及丈夫享受她所创造的精神平衡。再有，写到她大哥去世，她笔触拐向一双新棉鞋：大哥很想买一双⽪底棉鞋，和⺟亲商量，⺟亲不同意，说等他学成手艺再花这笔钱。大哥偷偷将鞋买下来，穿上赢得了全家一致赞赏。⺟亲让他把鞋包起来，搁在门框上，要他満师后开始工作再穿。而大哥未満师就病故了。大哥死后，⺟亲把大哥心爱的新棉鞋烧给了大哥。这样的段落也远比直接写一个人年少病逝要令人酸楚。鉴于篇幅，我无法更多举例，但我实在惊讶作者是如何悟到这更妙的、更⾼级的文学手段的。

　　我和⺟亲董冰共同生活了八年，不由自主地向她学豫西方言，在为人行事方面，也受了她的影响。这些影响竟然潜移默化地出现在我的小说中，使一个个具有‮大巨‬包容的女主人公诞生了。我发现自己对这种弱者的強悍、弱者的宽容始终是着的、欣赏的。正因为这些大量存在于民间的“弱者”“強者”们的‮略侵‬与破坏才得到中和、平衡，強者们弱⾁強食的残局才一次次得以修复。应该说我写《第九个寡妇》和读《老家旧事》有关。豫西大地通过李准夫妇把深厚的民间文化营养输送给了我，使我在创造王葡萄这个角⾊时不至于捉襟见肘，能够比较宽绰地完成《第九个寡妇》这部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