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
海上是滩。
海上滩很开阔。
开阔的海上滩有着非凡的气派。
的确，海上不但是国中最大的城市，也是国中最好最气派的城市之一，或者说，是国中最“像”城市的城市。和京北一样，海上也是国全 民人最向往的地方。在国全许多地方，差不多都有所谓“小海上”这种称号无疑是一种“桂冠”只能加冕于那些比较富庶、新嘲、文明的城镇、街道和社区头上，就像当年把海上称为“小苏州”一样。不过“小苏州”好像只有海上一家“小海上”却遍布国全，到处都是。今⽇之海上，毕竟比当年的苏州，要风光得多。
然而“小海上”毕竟不是“大海上”领略了“小海上”种种好处的外地人，便都向往着能够亲自到海上去看一看。很多年来，能够被导领派到海上去办一点公事，差不多一直被视为一次“美差”在物质匿乏、供应极差的那些年代，就更是如此。即便是现在，对于从未去过海上的人来说，海上无论如何也仍是值得一去的地方，尽管当真去了以后，也许有的人会失望。
但，失望归失望，向往归向往。没去过海上的人，还是想去一去，尤其是那些比较“老派”的人。在上了点年纪的国中人的心目中，海上总是代表着优秀和先进，代表着最正宗的现代工业文明，代表着这个文明“雅致的时代”这是他们从“海上货”那里最直观地获得的感受和结论，比什么书面的说教都更靠得住。的确，在那个物质匾乏的年代，我们生活中差不多每一点小小的改善都是海上和海上货赋予的。那时，能拥有一块海上牌手表、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或一架蝴蝶牌
纫机，是很能让人羡慕不已的；请别人吃一块海上
油蛋糕或大⽩兔糖，也比现在请吃生猛海鲜还有面子。这不仅因为东西稀罕，还因为东西好；也不仅是质量好，经久耐用，还因为它们都很精致，有一种特别的味道和情调，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雅致。更何况海上又是多么大在他们看来，真正所谓“现代际国大都市”首屈一指的还是海上，尽管这几年深圳的风头颇健。不过，新型的深圳怎么比得上老到的海上？海上的商品也许比不上广州或深圳新嘲，但质量，却让人放心得多，因为海上的基础要厚重得多。
海上，在全国中毕竟是深得人心的。几乎每个国中人都知道，正如国美不能没有纽约，国中也不能没有海上。海上是长江流域的龙头，而长江流域则是国中经济的脊梁。更何况国中的现代化正是从海上起步的。1953年，国美学者罗兹·墨菲在他的一本关于海上的著作中，把海上称之为“现代国中的钥匙”认为现代国中正是诞生于海上。现在，越来越多的外国投资者则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表明他们更加看重看好海上。这不仅因为海上的投资环境好，比方说劳动者和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和整体文化⽔平较⾼，在长期的经济社会生活中养成了一整套适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文化准则等等，还因为海上能给他们以“家园之感”对于许多外国人（不管是投资者还是观光客）来说，京北让他们感到神秘，而海上让他们感到亲切。（图十六）静安寺对面的万国公墓（现已迁走）里，埋葬着他们的先辈和同胞；而开在过去欧式老房子里的酒吧，又让他们想起百十年前的欧洲。海上，不论在国中人还是外国人眼里，都是好地方。
总之，海上实在是太重要它不但是国中首屈一指的“际国化大都市”是⾜以影响国民经济的“大龙头”和“排头兵”是反映国中政治经济变化的“大窗口”和“晴雨表”也是完全不同于京北的一类新型城市的典型。
海上的秘密，是城市的又一种秘密。
为了弄清这些秘密，我们还是从外地人对海上的看法说起。
一、外地人与海上人
在外地人的心目中，海上虽然“老嗲咯”海上滩的名声却似乎不大好。
对于海上，人们习惯
地有两种说法。当他们要对海上表示好感时，便称它为“大海上”；而当他们要对海上表示不満时，则称它为“海上滩”因为一提起“海上滩”一般人马上想到的便是流氓、阿飞、小开、
女、殖民者、暴发户、青红帮。人们形成这种概念，不知是因为海上滩原本就是这类人物的世界，还是影视传媒的着意渲染所使然？大约是兼而有之吧。
但不管怎么说，海上滩的名声不太好，却总归是事实。它被称为“十里洋场”（最早则被称为“十里夷场”）、“冒险家的乐园”此外还有“东方魔都”、“千面女郞”、“洋场
妇”、“鬼蜮世界”等必雅号“。以后又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大染缸“，被看成⾰命和改造的对象。比起京北之被称为”帝都“、”京师“、”伟大的首都“、”红太
升起的地方“，那名声可是差远
人们对待京北和海上的态度也不一样。在改⾰开放以前的那些年代，能够到京北去，是一件很光荣的事。这种光荣往往只属于战斗英雄、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或政治上特别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人们怀着崇敬和羡慕的心情目送他们登车而去，期待他们带回可以分享的光荣，比如和央中
导领的合影或⽑主席握过的手。即便没有这份光荣，能去看看安天门，看看慕名已久的故宮、颐和园，也是令人羡慕的。如果有人到海上出差，情况又不同。他的亲朋好友会一齐来看他，一面掏出多年的积蓄，托他买这买那，一面又谆谆嘱咐，叫他小心谨慎，不要在那个”花花世界“
失本，上当受骗，吃了坏人的亏。去海上的人也会不虚此行。他会肩挑手提地带回许多在內地买不到的东西。这些东西不但质量好，样子新，而且价钱便宜，让人实实在在地感到海上到底是大海上，是⾜以让自己那个”小地方“自愧不如的大城市。当然，他在带回对海上啧啧赞美的同时，也会带回对海上的种种不満和抱怨。
的确，外地人对海上的态度是复杂和矛盾的。几乎全国中人都公认京北好，但却只有苏州、无锡等少数几个地方的人才会说海上好。其他地方人虽然心里也承认海上好，却不大愿意公开说出来。或者即便认为海上好，也是有保留的。他们宁肯对海上采取一种敬而远之的态度，而不是像对京北那样敬而亲之。要他们喜
海上，就更难。许多从外地考⼊海上的大生学、研究生在毕业离沪时会这样说：“其实我并不怎么喜海上，可没能留下来似乎还是有点遗憾。”同样，外地人虽然有点畏忌海上，但如果让他们到海上出差，则多半也会兴⾼采烈。总之，正如《海上：记忆与想象》一书编者马逢洋所说，海上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
海上很早就是众望所归。早在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报》便发表题为《新海上》的社论，盛赞海上是黑暗世界中“光焰夺目之新世界”；1911年，资产阶级⾰命
人主持的《民立报》也发表署名田光的文章《海上之今昔感》，认为海上“为国全之所企望，直负有新国中模型之资格”新国中成立后，海上因产业工人最多和对家国经济贡献最大而卓有威望，只是由于后来出了个声名藉狼的祸国殃民小集团，又弄得有点灰头灰脸。央中作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的英明决策后，海上再次成为众望所归。包括国內外商业精英和文化精英在內的众多有识之士，已越来越看好海上。他们认为，海上是最具有成为“际国现代化大都市”资质和条件的城市。海上一旦崛起，全世界都将刮目相看。
海上也很早就是众矢之的。早在五四运动前后，陈独秀就一连发表四篇评论文章，力陈海上社会之丑恶、黑暗、肮脏（《独秀文存》）；傅斯年则说海上臭气熏天，竟以模仿女为能事（《致新嘲社》）；后来周作人也说海上只有“买办流氓与女的文化”（《海上气》）；钱钟书则用挖苦的口气说，如果海上也能产生艺术和文化“正像说头脑以外的手或⾜或
腹也会思想一样的可笑”（《猫》）。总之，在他们的眼里笔下，海上滩是一个蔵污纳垢之所，为非作歹之地，而沈从文等人所谓“海派”则谁都知道是一个恶溢和贬义词。熊月之在《海派散论》一文中曾透彻地分析过这种观念产生的原因，比如民族主义、阶级分析、西方文化价值受到怀疑等等，但不管怎么说，自二三十年代起，海上滩的名声便一直弄得不太好。
海上滩的名声不太好，海上人的名声也不太好。余秋雨说：“国全有点离不开海上人，又都讨厌着海上人。”（《文化苦旅》）这话说得不完全准确。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国全都离不开海上，又都有点讨厌海上人；国全都向往着海上，又都有点忌恨海上人。“海上人”这个称谓，在外地人心目中，有时简直就是诸如小气、精明、算计、虚荣、市侩、不厚道、赶时髦、耍滑头、小心眼、难相处等等“⽑病”的代名词。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当人们议论某某人如何有着上述⽑病极难相处时，就会有人总结地发言说：“海上人嘛！”后面的话也就不言而喻，而听众也就释然。似乎海上人就得有这些⽑病，没有反倒不正常。所以，如果一个男孩子或女孩子的恋人是海上人，亲朋好友便会大惊小怪对他们的⽗⺟说：“他怎么找个海上人！”甚至还有这样的事：某单位提拔⼲部，上面原本看中了某同志，但有人向组织部门反映，说“他是海上人呀！”结果该同志便不能得到提拔。外地人对海上人的忌讳和提防，由此可见一斑。
这当然并不公平，也不准确。事实上，海上人并不像外地人说的那么“坏”那么让人“讨厌”那些真正和海上人接触多、对海上人了解多的人，都会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海上人其实是很好相处的，只要你也按海上人那一套作派和法则来处世就行。我女儿到海上上大学，去之前心里也有点惴惴的（尽管我们事先也作了“正面宣传”），但半年后回来，便兴⾼采烈地说：“海上同学蛮好的呀！”当然“蛮好的”海上人，本来就不坏。
但可惜，持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并不太多。
事实上，对海上人的反感和讨厌，几乎可以说是长期的和普遍的。正如国全各地都有“小海上”国全各地也都有对海上人的“微词”和关于海上人的“笑话”在远离海上的贵州省施秉县（一个边远的小县城，那里有一条美丽的氵舞河可供漂流），旅行社的朋友一提起海上人，差不多每个人都有一肚子笑话可说。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说的：一次漂流前，导游
待大家，如果有贵重物品，务必给护航员，以免丢失。然而一个海上人却不肯。他把一叠钞票含在嘴里就下了⽔。结果，漂到半路，船翻了，海上人大喊救命。其实，漂流中翻船是在所难免和有惊无险的，甚至还能增加漂流的乐趣。因此，不少人还会故意把船弄翻，然后和护航员一起哈哈大笑。这个大喊救命的海上人当然很快就重新回到了他的船上，只是他那一叠钞票，也就被河⽔冲得无影无踪显然，这个笑话并不“专属”海上人，它完全可能发生在别的什么地方人⾝上。但，不管是说的人，还是听的人，大家都觉得只有说是海上人，才特别“像”
关于海上人的笑话真是五花八门数不胜数。比方说“海上的男人喝醪糟都上脸”或“海上的女人买牙膏都要磅一磅，看看是买大支的合算，还是买小支的合算”等等。在一个小品节目中，一个北方籍的
子就这样数落她的海上籍丈夫：“那么小一块蛋糕，我觉睡前他就在吃，等我一觉睡醒来，他还在吃。”总之，这类笑话特别多，特别离奇，讲起来也特别放肆，而别的什么地方的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这么多笑话的。比方说，我们就不大容易听到京北人的笑话。京北人也不是没有⽑病，但京北人的⽑病好像只可气，不可笑。别的地方人也一样。他们即便有笑话，流传的范围也有限，讲起来也有顾忌。似乎偌大一个国中，惟独海上人，是可以肆无忌惮任意加以嘲笑的一群，或者是特别值得笑话的一群。
这些笑话中当然难免夸大不实之词，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事实上，外地人讨厌海上人的“理由”似乎很多。除了前面说那些“⽑病”外，海上人让人讨厌的地方还很不少，比如自私、排外、对人冷淡等。在旅行途中，不顾别人是否要休息而大声讲话的，多半是海上人；在旅游胜地，抢占景点照相的，也多半是海上人。最可气的是，他们抢占了座位和景点后，还要呼朋引类（当然被呼叫的也是海上人），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似乎只有他们才最有资格享受这些座位和景点。海上人之最让人讨厌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场合。
不过，外地人讨厌海上人的直接原因，还是他们说海上话。
这似乎没有道理。海上人嘛，不说海上话说什么话？再说，国全各地都有自己的方言，就连京北也有。为什么别人说得，惟独海上人就说不得？未必海上话是全国中最难听的话不成？问题并不在于海上话本⾝，而在于海上人讲海上话时那种“旁若无人”的态度。的确，最让外地人讨厌的，就是只要有两个以上的海上人凑在一起，他们便会旁若无人地大讲其海上话（而且往往嗓门还很大）。这时，被“晾”在一边的外地人，就会向他们投去反感厌恶的目光，至少也会大皱其眉头。可以肯定，当着外地人讲只有自己才懂的话，确实是极不礼貌的行为。但是，这种行为外地人也有。那些外地人凑在一起，也会讲他们的本地话，也会忘掉旁边还有别的地方人。为什么外地人这样做，就不会弓愧反感（至少不那么让人讨厌），而海上人这样做，就特别让人不能容忍
原因也许就在“有意”与“无意”之别。
一般地说，外地人都不大会说普通话。其中，⽔平最差的是广东人。一个广东地方⼲部陪同外地⼲部到城郊参观，兴⾼采烈地说：“坐在船头看郊区，越看越美丽”结果外地同志听成了“坐在
头看娇”一个个掩嘴窃笑。因此有句俗话，叫“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广东人说官话”广东人讲普通话的那种别扭，不但他自己讲得费劲，别人听得也难受。有个笑话是讽刺广东人讲官话的。那笑话说，一个广东人到京北的餐馆吃饭，问：“姐小，⽔饺多少钱一碗？”结果服务员听成了“觉睡多少钱一晚”便愤怒地骂了一声“流氓”没想到这个广东人的普通话⽔平实在太差，竟⾼兴地说：“六⽑？两碗啦！”此外，四川人讲普通话也比较困难，自然能不讲，就不讲。其他地方人，讲不好或讲不来的也大有人在。所以，他们讲方言或不讲普通话，就可以原谅。再说，四川话、河南话、陕西话等等都不算太难懂，而广东人无论说“官话”（普通话）还是说“⽩话”（广州话）反正都一样难听，也就无所谓。
海上人就不一样他们语言能力都比较強（海上的英语⽔平普遍⾼于其他城市，就是证明），除浦东土著外，差不多个个都会说普通话。即便说得不太标准，也决不会像广东人说官话那么难听，甚至可能还别有韵味。有此能力的还有厦门人，也是个个都会说国语。会说而不说，当然是“故意”的（闽南人语言能力又较海上人为低，则故意程度也略低）。何况，海上话和闽南话（厦门方言）又是国中最难懂的几种方言之一。当着外地人讲这种谁也不懂的“鬼话”、“鸟语”不是存心不让人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又是什么？
为什么不把别人放在眼里因为海上人自认为是“⾼等华人”是全国中最优秀最⾼贵的人种。海上话，就是这个优秀⾼贵人种的标志，也是和“低等华人”（外地人）划清界限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只要有机会，他们就一定要说海上话，而且要大声地、尖嗓门地、无休止地讲。如果没有这个机会，也要想办法创造一个，就像暴发户们一定要想办法掏出“大哥大”在众人面前哇啦一顿以示牛气一样。
所以，海上人在外地，可能会比他们在海上还更爱讲海上话。在海上，他们反倒有时是爱讲讲普通话的，因为那是一种“有文化”的表现。但到了外地，尤其是五湖四海云集、三教九流混杂的地方（如火车上或旅游区），他们就一定要讲海上话。因为他们不能容忍当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混同于一般的“外地人”也不能容忍别的外地人不加区别地把他们“引为同类”当然更不能容忍其他海上人把自己也看成了“外地人”因此，只要有一个海上人开了头，其他海上人便会立即响应，奋兴而热烈地大讲其海上话。这种心态，老实说，已成为海上人一种“集体文化无意识”以至于连他们自己，也不会觉得是“故意的”
但在外地人看来，这就是“故意的”你们海上人不是很“文雅”不是很“秀气”不是连吃东西，都只吃“一眼眼”怎么说起海上话来，就一点也不“文雅”一点也不“秀气”不只说“一眼眼”就拉倒还不是为了向世界向别人宣布你们是“海上人”！
的确，海上人在內心深处，是不大看得起“外地人”
在海上“外地人”这个概念，显然带有贬义，或者带有对其文化不以为然的意思，起码也表现了海上人的一种文化优越感。1998年，我在海上博物馆参观赵无极画展，中午出去吃饭，依例要在手上绑一
纸条。对过小卖部的店员一见大为惊诧，问其所以，我如实相告说这样就能证明我是中途外出，再进门时就不用买票云云。于是这位女店员便回过头去用海上话对店里的人大发议论，无非说外地人到海上真是可怜，海上人如此欺负外地人也太不像话。其实，只要是中途外出，不论外地人还是海上人，一样咯统统都要扎纸条的。海上博物馆并无歧视外地人之意，这位店员的议论也未免有点无的放矢。但即便在这种对外地人最善意友好的态度中，我们仍不难体味到海上人不经意流露出的优越感。
这种优越感其实是显而易见的。你想，如果大家都，样，没有⾼低贵
之分，也没有是非对错之别，又有什么必要区分本地外地事实上，海上人确实往往是在表示鄙夷时才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的。它往往意味着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拎不清、搞七甘三、脫藤落攀等等含义。比方说，海上人一般都会挤共公汽车（他们挤惯了），有一整套动作程序和坐站规矩。外地人当然不懂这些，上车之后，难免横七竖八、磕磕绊绊。这时，海上人往往就会嘟囔一句：“外地人。”这句嘟囔，就带有鄙夷的味道。海上人文明，一般不会骂“他妈的”则这时的“外地厂，也就相当于”他妈的“所以，在外地人看来，海上人嘴里的”外地人“，就是骂人的话，至少也表现了海上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不満。
用”外地人“这个词来”骂人“（其实不过是不大看得起罢了），这在国全可是绝无仅有。海上以外的其他地方，当然也有本地人外地人的说法。但那多半只是表明一种事实，不带情感⾊彩，也不带价值判断，顶多有远近亲疏之别罢也就是说，他们可能疏远外地人，却一般不会鄙视外地人。即便鄙视，也只是鄙视某些外地人（比如武汉人之鄙视河南人），不会鄙视”一切“外地人，更不会把所有的外地人都看作低能儿或冤大头，看作不可与言的”低等华人“。
在这一点上，和海上人多少有些相似的，是京北人和广州人。
京北人和广州人也都多少有点看不起外地人。不过，京北人，尤其是新京北人，一般都不大喜使用”外地人“这个概念，而更多地是称他们为”地方上“。这当然盖因京北位居”央中“，乃”首善之区“故。京北既然是”央中“，则京北人，也就当然地成了”央中的人“。”央中“要吹什么风，首先就会吹到京北人那里，而京北人当然也就”得风气之先“，至少也会听到许多外地人不⾜与闻的”小道消息“。这就⾜以让京北人对”地方上“持一种”居⾼临下“的态度。要言之，京北人的”派“，主要是一种政治上的优越感，并不带社区优越的质。所以，京北人一旦长期离开了京北，多半就不再有什么优越感，反倒会因为他们的豪慡大度，而和当地人”打成一片“。
广州人同样也不大使用”外地人“的概念，而往往称他们为”北方人“或”內地人“。其使用范围，包括”五岭“以北的所有地区，当然也包括海上与京北。显然，这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次是一个文化概念。在使用这个概念时，广州人显然是不会把他们的广东老乡也纳⼊其范围之中的。也就是说，他们更看重的是文化的认同，而非等级的⾼卑。更何况，称外地人为”內地人“，岂非自认”边鄙“？可见，这一概念，并无文化歧视的意味在內，甚至多少还有点自惭形秽。只不过，这些年来，广东较之內地，大大地富起来于是，广东人嘴里的”內地人“或”北方人“，就多少有些相当于”穷人“的意思。总之，广州人或广东人的”靓“，主要是经济上的优越感，也不带社区优越的质。
京北人有政治优势，广东人有经济实力，他们当然都有理由在外地人面前”摆谱“，牛气一下。那么，海上人的鄙夷外地人，又有什么”正当理由“没有。
其实，这也是外地人最不服气的地方：你海上人有什么了不起嘛！是官比我大，还是钱比我多？你们的”本钱“，也就是你们自以为得计的所谓”聪明“或”精明“。然而，那又是多么可笑的聪明和精明无非是会套裁
子节约布料，或者是会选择路线节约车钱，而且是共公汽车钱！这几个小钱，我少菗两包”红塔山“就省下当然，海上人也特别会挤共公汽车（那也是海上人嘟囔外地人次数最多的地方），会在共公汽车站设立”站队“和”坐队“。可我们那里共公汽车本就不挤，随随便便上车就有座，的士也招手即来，还不贵，到底谁优越来着？
尽管在外地人看来，海上人并没有多少资格自⾼自大，然而海上人偏偏比”天子脚下“的京北人和”财大气耝“的广东人更看不起外地人。海上话中有许多歧视、蔑视外地人的专用词汇和语言，其中又尤以歧视、蔑视苏北人为最，他们甚至被称为”江北⾚佬“（或小⾚佬）、”江北猪秽“（或猪头三）。过去k海滑稽戏（这是海上市民特别喜爱的一个剧种）的主要题材之一，便是讽刺嘲笑外地人、乡下人到海上后的种种”洋相“。海上人（当然主要是海上小市民）津津有味地观看这些”洋相“，并在哄堂大笑中充分地体验自己的优越感。一来二去，”外地人“在海上人的”圈子“里，竟成了显示海上人优越和优越感的”陪衬人“。
更何况，海上人对外地人的鄙夷和蔑视，几乎是普遍和不加区别的。比方说，一个海上人要对另一个海上人的”不懂经“、”拎勿清“或”不识相“表示愤怒和不可理解，便会怒斥或质问：“侬外地人呀？”似乎只要是外地人，不管他是什么地方的，都一样低能。海上人对外地人的这种“一视同仁”就特别容易
起那些也有自己优越感的某些外地人的
然大怒。
于是，海上人就在无意之中把自己和所有的外地人都对立起来这就简直无异于“自绝于民人”当然会犯了“众怒”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地人对海上人的反感程度，要远远大于他们之对广东人。广东人虽然也有“排外”的恶评，但广东人与外地人流，毕竟确有语言的障碍，况且广东人虽“排外”却不“蔑外”而海上人岂止是“蔑外”有的时候，简直是把外地人当作了⿇风病人。否则，为什么要用海上话把自己和外地人“隔离”开来？这就不能不引起外地人对海上人的反感和不満，而这些反感和不満久而久之便成了“积怨”终于有一天，积怨爆发几乎在夜一之间，舞台和荧屏上那些斤斤计较、小里小气、迂腐可笑、弄巧成拙的形象，青一⾊地
起了一口海上普通话。向以嘲笑“外地人”为能事的海上人，终于成为外地人共同嘲笑的对象；而历来用于体现海上人社区优越的海上话，则成了嘲笑讽刺海上人最得心应手的工具。
然而海上人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他们似乎并未然大怒，群起而攻之，就像当年扬州人攻击易君左的《闲话扬州》一样。当然，对于外地人的种种非难，海上人心里是不服气的：你们只知道说海上人精明、小气，但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海上人住得有多挤？一家几口挤在一间房子里，马桶旁边要吃饭的，不精明不小气怎么办？我们海上人做生活规矩、巴结，又不笨，谁也没有我们海上人对新国中建设的贡献大，凭什么该住这么挤？不过，这些话，海上人也只是私下里嘀咕，并不公开说出来。海上人似乎本无意于和别人争个是非⾼低，辩个你死我活。外地人对海上和海上人褒也好，贬也好，海上人都不会在乎。最后落了下风的，还是外地人。
于是外地人就更加想不通他们实在想不通海上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強烈的社区优越感。一个有钱有势有文化的海上人，固然会看不起没钱没势没文化的外地人（这好理解），而一个没钱没势没文化的海上人，也居然会看不起有钱有势有文化的外地人（尽管势利的海上人在表面上也会作尊重状），而且其理由又仅仅只不过因为他是海上人。他们究竟有什么本钱可以看不起一切外地人又有什么本钱可以对外地人的讽刺嘲笑无动于衷
这正是外地人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也是我们着力要弄清的问题。
二、海上人与海上滩
要弄清前面提出的问题，首先就得弄清什么是海上人。
但这并不容易。
余秋雨说：“海上人始终是国中近代史开始以来最尴尬的一群”（《海上人》）。其尴尬之一，就是⾝份不明。什么人是海上人？或者说，什么人是最正宗、最地道，亦即最有资格看不起外地人的海上人？谁也说不清。因为认真说来，倘若追寻源、寻宗问祖，则几乎大家都是外地人，而真正正宗的海上人，则又是几乎所有海上人都看不起的“乡下人”这实在是一件十分令人尴尬的事。如果说，海上是一个“出⾝暧昧的混⾎儿”那么，海上人便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
然而，恰恰是这些“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却几乎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具有自己的特征，而且这些特征还十分鲜明。
的确，海上人和非海上人，几乎是一眼就可以区分开来的。一个外地人一进海上，立即就会被辨认出来，哪怕他一⾝的海货包装。同样，几个海上人到了外地，也会为众所瞩目，哪怕他们穿当地服装，也不说海上话。当然，其他地方人，也有容易辨认的，比如京北人和广东人。但京北人几乎总也改不掉他们说话的那种“京味儿”而广东人除了一说话就“露馅”外，长相的特征往往也很明显。只有海上人，才既不靠长相，也主要不靠口音，而能够卓然超群地区别于外地人。说得⽩一点，海上人区别于外地人的，就是他们⾝上特有的那种“海上味”这种味道，几乎所有外地人都能感受得到，敏感的人更是一下就“闻”到
显然，海上人的特征，是一种文化特征。或者用文化人类学的术语说，是一种“社区的文化特征”它表现为一整套心照不宣和深蒂固的生活秩序、內心规范和文化方式，而且这一整套东西是和国中其他地方其他城市大相径庭甚至格格不⼊的。事实上，不管人们如何描述海上或海上人的社区特征，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些特征十分鲜明，而且与国全其他地区相去甚远。也就是说，与其他社区相比，海上社区的异质程度很⾼（另一个异质程度很⾼的城市是广州）。唯其如此，海上人才无论走到哪里都十分地“扎眼”与其他人格格不⼊，并且到处招人物议。坦率地说，我并不完全赞同对海上人的种种批评。我认为，这些非议和闲话，其实至少有一半左右是出于一种文化上的偏见，而且未见得有多么准确和⾼明。说得难听一点，有的甚至可能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即以一种相对落后的文化观念去抨击海上人，或者对海上的先进与文明（比如海上人特有的“经济理”、“个体意识”甚至“卫生习惯”等等）“看不惯”或“看不起”比方说，看不惯海上人的⾐冠整洁、处处讲究，就不一定有道理；看不起海上人喜把账算得很清，也大可不必。
但是，无论外地人对海上人的抨击和批判有理也好（海上人确有⽑病），无理也好（外地人观念相对落后），海上与国全其他社区之间差异极大，总归是一个事实。海上固然完全不同于农村（因此海上人特别看不起“乡下人”），也总体上基本上不同于国內其他城市（海上人所谓“外地人”便主要指国內其他城市人）。这也是海上与京北、广州的最大区别之一。京北模式是“天下之通则”省会、州府、县城，无非是缩小了和降格了的京北。它们当然很容易和京北认同，不会格格不⼊。广州则介乎京北与港香之间，既可以与京北认同，又可以与港香认同，更何况广州在岭南地区，还有那么多的“小兄弟”何愁不能“呼朋引类”？
海上却显得特别孤立。它甚至和它的临近城市、周边城市如南京、杭州、苏州、无锡也“不搭界”尽管海上曾被称为“小苏州”而无锡则被称为“小海上”但海上固然早已不是苏州的缩影，无锡也决非海上的赝品。更何况，别的城市或许会仿效海上，海上却决不会追随他人。海上就是海上。
海上既然如此地与众不同，则海上人当然也就有理由同其他地方人划清界限，并把后者不加区别和一视同仁地都称之为“外地人”事实上，外地人如此地喜议论海上人，无非说明了两点，一是海上文化特别，二是海上文化优越。京北优越但不特别，所以不议论京北人；云南的摩梭人特别但不优越，所以也没有人议论摩梭人。只有海上，既优越又特别，所以对海上人的议论也就最多。当然，也正是这些优越和独异，使海上人在说到“外地人”时，会发自內心、不由自主甚至不加掩饰地表现出一种优越感。
也许，这便正是让外地人受不了的地方。人都有自尊心。每个民族有每个民族的自尊，每个地区也有每个地区的自尊；当然也有每个地区相对其他地区的优越（尽管可能会有点“自以为是”）和由此而生的优越感。但是，优越感不等于优越。比方说，一个陕西的农民也会坚持说他们的文化最优秀，因为他们的油泼辣子夹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饭食，秦腔则是“世界戏剧之祖”而信天游又特别好听等等。但是，恐怕不会有谁认为陕西农村就是最先进和最优秀的社区。要之，优越感是属于自己的，优越则必须要别人承认。
海上文化的优越恰恰是被人承认的。尽管有那么多外地人同仇敌汽地声讨、讥讽和笑话海上人，但决没有人敢小看海上，也没有人会鄙夷海上，更没有人能够否定海上。要言之，他们往往是肯定（尽管并不一定喜）海上，否定海上人。但海上人是海上文化的创造者和承载者，没有海上人，哪来的海上文化？所以，海上人对外地人的讥讽和笑话本就无所谓，当然也无意反驳。你们要讥讽就讥讽，要笑话就笑话，要声讨就声讨吧！“阿拉海上人”就是这种活法“关侬啥事体”？况且，你们说完了，笑完了，还得到南京路上来买东西。
海上人如此自信，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知道，真正的自信心只能来源于优越。没有优越做背景，自信就不过是自大；而区别自信与自大的一个标志，就是看他敢不敢自己“揭短”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自己揭短的。他只会喋喋不休地摆显自己或自己那里如何如何好，一切一切都是天下第一、无与伦比。其实，他越是说得多，就越是没有自信心。因为他必须靠这种不断地摆显来给自己打气。再说，这种深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或自己那里有多好的心态，岂非恰好证明了自己和自己那里的“好”并不怎么靠得住，别人信不过，自己也底气不⾜？否则，没完没了地说它⼲什么！
海上人就不这么说。
当然，海上人当中也有在外地和外地人面前大吹法螺者。但对海上文化多少有些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多半是“下只角”的小市民。他们平常在海上不大摆得起谱，便只好到外地人那里去找平衡。真正具有自信心的海上人并不这样做，至少他们的优越感并不需要通过吹嘘来显示。相反，他们还会经常私下地或公开地对海上表示不満。海上曾经深⼊持久地展开关于海上文化的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在那场讨论中，向来爱面子的海上人，居然纷纷投书撰稿，历数海上和海上人的种种不是，在海上的报刊上让海上人的种种丑陋纷纷亮相，揭露得淋漓尽致，而从学者到市民也都踊跃参加议论和批判（当然也有认为海上人可爱者）。显然，这种讨论，在别的地方就不大开展得起来，比如在厦门就开展不了（厦门人懒得参加），在京北似乎也不大行（京北人不以为然），然而在海上，却讨论得轰轰烈烈。
海上人自己都敢揭自己的短，当然也不怕别人说三道四。我这本书就是在海上出版的，我关于城市文化的一些文章也都在海上出版的《民人⽇报》（华东版）、《文汇报》和《解放⽇报》发表。海上人看了也许会有不同意见，但没有人认为不该发表，更没有人像当年扬州人对付我的同宗前辈易君左那样，要和我对簿公堂。这无疑是一种有自信心的表现。那些没有自信心的人，是不敢让“丑媳妇”公开亮相的，也是容不得别人提一点点意见的。看来，除自称“大海上”这一点较京北为“掉价”外，海上人从总体上看，应该说显然是自信心十⾜。
的确，海上人对自己社区的优越，似乎确信无疑。
除在京北人面前略显底气不⾜外，海上人对自己社区文化的优越，几乎从未产生过怀疑。一个可以证明这一点的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海上人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充満自信地把海上文化传播到哪里，而且往往能够成功。
建国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支援边疆、支援三线、上山下乡等），海上人大批地走出了海上，来到北大荒、云贵川、疆新、內蒙，撒遍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他们在当地人那里引起的，首先是新奇感，然后是羡慕和模仿。尽管他们当中不少人，是带着“自我改造”的任务去那里的，但他们在改造自己的同时，也在悄悄地改造着那里，在普及小脚、茄克衫和油蛋糕的同时，也在普及着海上文化。改造的结果也是众所周知的：海上人还是海上人，而一个个边题小镇、內陆山城、乡村社区却变成了“小海上”无疑，这不是因为某几个海上人特别能⼲，而是海上文化的特质所致。
海上文化这种特别能够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几乎像遗传基因一样存在于每个海上人的⾝上，使他们甚至能够“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结果自然是总有收获：如果有⾜够多的海上人，他们就能把他们所在的地方改造成“小海上”如果人数不够，则至少能把自己⾝边的人（比如非海上籍的配偶）改造成半个海上人。比如，在云南、疆新、黑龙江军垦农场，无论是其他城市的知青，还是农场的老职工及其弟子，只要和海上知青结了婚，用不了多久，都会里里外外变得像个海上人，除了他们的口音以外。海上人（尤其是海上姑娘）就是有这种本事：如果上帝不能给他（她）一个海上人做配偶，他（她）就会自己创造一个。似乎可以这么说，海上文化很像某些科幻影片中的外星生命体，碰到什么，就把什么变得和自己一样。我们还可以这么说，京北文化的特点是有凝聚力，海上文化的特点则是有扩散力。京北的能耐是能把国全各地人昅引到京北，在京北把他们同化为京北人；海上的能耐则是能把海上文化辐
出去，在外地把外地人改造为海上人。
显然，这种同化、消解异质文化的特质和功能，是属于海上社区的。
海上社区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海上人与非海上人之间的区别和差异，要远远大于海上人与海上人之间在⾝份、地位、职业和教养等等方面的区别和差异。在京北或其他城市，你多半可以很容易地大体上看出一个人是什么⾝份，⼲什么的，或处于什么阶层，而在南京路上，你首先分辨出的，则是海上人和外地人。至于海上人，除了⾝着制服者外，你就很难再看出什么名堂来他们几乎都一样地⽪肤⽩皙、⾐冠整洁、坐站得体、彬彬有礼，甚至连先前的人力车夫，也能说几句英语（尽管是“洋泾浜的）。总之，他们都有明显区别于外地人的某些特征，即仅仅属于海上社区的特征，当然都”一样咯统统阿拉海上人“。
可见，”海上人“这个概念，已经涵盖和庒倒了⾝份、地位、职业的差异和区别，社区的认同比阶级的认同更为重要。因为海上文化強大的同化力已经差不多把那些差异都消解结果，在外地人眼里，海上就似乎没有好人和坏人、穷人和富人、大人物和小人物、土包子和洋鬼子，而只有一种人——海上人。
当然，海上人并不这么看。在海上人看来，”上只角“和”下只角“、”上等人“和”下等人“，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只是外地人看不出。况且，海上的舆论导向，似乎也倾向于社区的认同，或致力于营造海上社区的情调和氛围。最能体现上述倾向的是那份《新民晚报》。在国內众多的晚报中，它是名气最大风格也最为卓异的（另一份曾经差不多具有同等⽔平的是《羊城晚报》，不过现在《南方周末》似乎已后来居上）。外地人几乎一眼就能看出它是海上的报纸，有着明显的海上风格。但对海上人，它却是真正地”有读无类“，小市民爱看，大名流也爱读。总之，它对于海上的读者，也是”一样咯“统统看作”阿拉海上人“的。它的”个“，只是海上文化的个。或者说，只是海上的社区。
海上的社区无疑是具有优越的。
我们知道，文化的传播有一个规律，就是”⽔往低处流“，亦即从相对比较先进文明的地区向比较落后的地区传播，而同化的规律亦然。当年，清军铁马金戈，挥师南下，強迫汉人易服，试图同化汉文化，结果却被汉文化所同化，就是证明。海上文化有这么強的传播力和同化力，应该说⾜以证明其优越。
然而，这样一种文化，却只有短暂得可怜的历史。
尽管海上人有时也会陶醉于舂申君开⻩浦江之类的传说（海上的别号”申城“即源于此），但正如世代繁衍于此的”正宗海上人“其实是”乡下人“，海上作为现代都市的真正历史，当始于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之后、1843年11月7⽇的正式开埠。在此之前，直至明末清初，海上不过”蕞尔小邑“，是个只有10条巷子的小县城。到清嘉庆年间，亦不过60条街巷，并以通行苏州话为荣。可是，开埠不到二十年工夫，海上的外贸出口便超过了国中最早的通商口岸广州。1861年，海上的出口份额占据了国全出口贸易总额的半壁江山；九年后，广州已不敢望海上之项背（海上63％，广州13％）。难怪作为”后起之秀“的港香也被称为”小海上“，而不是”小广州“，尽管广州在地理上要近得多，文化上也近得多。正如1876年葛元煦《游沪杂记》所言：“向称天下繁华有四大镇，⽇朱仙，曰佛山，曰汉口，曰景德。自港香兴而四镇逊焉，自海上兴而港香又逊焉。”
以后的故事则是人所共知的：海上像巨星一样冉冉升起，像云团一样迅速膨
。1852年，海上人口仅54。4万，到1949年，则已增至545。5万。增长之快，虽比不上今天的“深圳速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却已十分惊人。与此同时，海上的地位也在急遽上升。1927年7月，即南京国民府政成立三个月后，海上因其“绾毂南北”、“屏蔽首都”的特殊地位而被定为“特别市”从此与县城省治告别，成为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型社区。它甚至被称为“东亚第一特别市”成为当时国民府政的国脉所系。与京北从政治中心退隐为文化本位城市相反，作为世界瞩目的际国大都会和新兴市民的文化大本营，海上开始在国中现代化进程中越来越多地发挥着举⾜轻重和无可替代的作用。资产阶级大财团在这里崛起，产无阶级先锋队也在这里诞生；西方思想文化从这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在这里传播。一切具有现代意义、与传统文化截然不同的新东西，包括新阶级、新职业、新技术、生新活、新思想、新观念，甚至新名词，差不多都最先发初于海上，然后才推行于国全。一时间，海上几乎成了“生新活”或“现代化”的代名词，成了那些不安分于传统社会、决心选择新人生道路的人的“希望之邦”
在海上迅速崛起为国全最大的工业、商贸、金融、航运中心，崛起为远东首屈一指的现代化大城市的同时，它在文学艺术方面的成就也堪称亚洲第一。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海上也是国中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在这方面，它至少是可以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京北共享声誉的。当京北大学、燕京大学的图书馆还不屑于收蔵新小说时，海上却已有了22种以小说命名的报刊（国全29种）。更不要说它还为国中贡献了鲁迅、胡适、陈独秀、茅盾、巴金、郭沫若、瞿秋⽩、叶圣陶、郁达夫、徐志摩、戴望舒、林语堂、刘半农、陶行知、胡风、周扬、夏衍、田汉、洪深、聂耳、傅雷、周信芳、盖叫天等（这个名单是开不完的）一大批文化精英和艺术大师。至于它所创造的“海派文化”更是当时不同凡响，至今余响未绝。
这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哲人有云“人类是擅长制造城市的动物”但海上的崛起似乎也太快事实上，海上文化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內就成了“气候”而且是“大气候”这本⾝就是一个奇迹。海上社区文化格的秘密，当从这一奇迹中去找答案。
三、海上滩与京北城
这个秘密，也许就在于海上是“滩”
京北是城，海上是滩，这几乎是并不需要费多少口⾆就能让人人都同意的结论。京北的城市象征是城墙和城门，是安天门和大前门，海上的城市象征则是外滩。正如不到安天门就不算到过京北，不到外滩也不算到过海上。那里有一个英国犹太人用卖鸦片的钱盖起的“远东第一楼”（和平饭店），有最早的⽔泥钢结构建筑海上总会（东风饭店），有最早的西洋建筑颠地洋行（市总工会），有国中第一家中外合资行银华俄道胜行银 海上分行（华胜大楼），有外商行银的巨擘汇丰行银（原外滩市府大楼），有海上最豪华的旅馆之一海上大厦，当然还有江海关、领事馆、招商局。这些⾼低不齐风格各异的建筑，默默无言地讲述着近一百年来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当你转过⾝来。又能看见蔚为奇观的东方明珠电视塔，和浦东拔地而起巍峨壮观的新大楼。外滩，既代表着海上的昨天，也代表着海上的今天。（图十七）
一个知识女这样描述她对外滩的感受：“一面是国中流淌千年的浑浊的⺟亲河，一面是充満异国情调的洋行大厦群，外滩浓缩着十九世纪中叶开埠以来东西汇、华洋共处的海上历史，记载着这个如罂粟花一样奇美的城市的⾎腥与聇辱、自由与生新。夜雾微浮的时候，看够了江上明灭的灯火和远处城镇的轮廓，我常转过⾝，伴着⻩浦江上无止无息的涛声和略带苦涩的河风，观望匆匆或悠闲的行人，猜度新月型的大厦群里哪幢是海上总会，哪幢是⽇清轮船公司、大英行银、意大利邮船公司…外滩，在我心中一直是海上最美丽的风景、最精致的象征。”（⻩中俊《寻访城市象征》）
其实，外滩不但是海上的象征，也是海上人的骄傲。正如陈丹燕所说：“甚至在最为排外的五六十年代，海上出产的黑⾊人造⾰旅行袋上，也印着⽩⾊的外滩风景”（《海上的风花雪月》）。而那些介绍海上的小册子，也总是拿外滩的风景照作封面。的确，对于海上这样一个没有多少风景可看的城市来说，被称作“万国建筑博览会”的外滩无疑是最好看的海上现在当然有了许多“更好看”的建筑，但它们都太新了，很难让人产生联想。外滩就不。走在外滩，你常常会在不经意中发现说起来不算太老却也沉睡了多年的历史，看到一些字林西报时代的东西，就像走在京北的胡同和废园里，一不小心就会碰见贝勒或格格，甚至和明朝撞个満怀一样。
外滩确实是“石头写成的历史”那⾼低错落沿江而立的上百栋西洋建筑，那两座大楼间没有一棵树的窄街，那一盏盏老式的铸铁路灯，那有着铜门和英国钟的海关，还有那被陈丹燕称之为“像一个寡妇一样，在夜里背时而抒情地站着”的灯塔，都让你浮想联翩。如果你多少知道一点历史，又有⾜够的想象力，你就不难想到，在大半个世纪以前，这些路灯下站着的是些什么人，那些铜门里出进的又是些什么人。那是和京北城很不一样的。那时，京北城里皇城下的各⾊人等，有前清王朝的皇族、旗丁、太监，北洋时代的军阀、政客、幕僚，下野的政治家，退隐的员官，做过京官的士大夫，圣人一样的教授学者，雍和宮的喇嘛，五台山的和尚，游方道士，算命先生，变戏法的，拉洋片的，串街走巷剃头的，唱莲花落要饭的，以及无所事事的胡同申子等等。当然还有女。其中那些最体面的“头顶马聚源，脚踏內联升，⾝穿瑞蚨祥”出进茶馆、戏园子和爆肚儿満，喝茶、票戏、不着边际地海聊。而在海上，在这个“十里洋场”的滩上，活跃的则是商业巨头、大亨、大班，洋行里的买办和大小职员，律师、医师、会计师、建筑师、工程师，报馆里的编辑记者，靠稿费谋生的作家，里里外外都透着精明的账房、伙计、学徒、侍应生，无处不在的掮客、包打听和人私
探侦，掼浪头的阿飞、⽩相人和洋场恶少等等。当然也有女。其中那些最体面和装作体面的人，便会西装笔
，⽪鞋锃亮，头发一丝不苟地梳着，走进外滩那些代表着工业文明雅致时代的建筑，在生着火的壁炉前，品尝风味纯正的咖啡和葡萄酒，享用漂洋过海而来的雅致的生活。
于是你一下子就感到：海上，确实是和京北、和国中那些古都名邑全然不同的城市。
简单地说：京北是城，海上是滩。
把海上称之为滩，应该说是恰当的。
“滩，⽔濡而⼲也。”它往往是河、海、湖边淤积而成的平地。其中，因河流或海浪的冲击而在人海处之所形成者，就叫“海涂”、“海滩”或“滩涂”显然，把海上称为“滩”是十分准确而又意味深长的。从地理上讲，海上正是这样一个生成于长江⼊海口的滩涂地带；而从文化上讲，海上则正是中西两大文化浪嘲冲击积淀的产物。海上，当然是滩。
事实上，海上从来就没有被当作“城”来建设。在古代国中“城”的建立和建设，往往因于政治或军事的需要。它们的命运，也总是和王朝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王朝兴盛，则其城也立焉；王朝衰败，则其城也毁焉。因为它们作为王朝国全或地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总是会得到朝廷的行政扶植和财政支持，也总是会成为敌对势力的重点打击对象。结果，国中的“城”便不是成为改朝换代的幸运儿（如开封），就是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如太原）。
海上的出现，却与此无关。它的命运一开始就和国中的那些古城不一样。因为⽔运和通商的缘故，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央中
府政在今海上市松江故道以南设华亭县，揭开了海上政区形成的帷幕；南宋成淳三年（公元1267年），松江人海口沪演的海上浦设立镇治，海上镇成为华亭县最大的市镇；元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海上正式设县，范围包括今之海上市区和海上、青浦、川沙、南汇四县，隶属松江府。此后260余年间，海上县一直有县无城。直到明嘉靖三十二年（公元1553年），为了抵御倭寇的侵扰，海上才建筑了城墙，但却是圆的，与国中其他城市的正方形迥异。海上，似乎从子上就和国中文化传统格格不⼊。
然而，即便是这个怪模怪样、不伦不类的城墙，也没能存在多久。海上开埠以后，城墙之阻碍车马行旅、金融商情，很快就成为几乎全体海上人的共识。于是，在官绅士商的一致呼吁下，海上城墙被拆除。海上，几乎成了国中历史上建城最晚而拆墙最早的城市。
比起海上天翻地覆并极具戏剧的变化，城墙的拆除也许不过小事一桩，但却颇具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因为没有墙的城是不能算作城的。城也者，因墙而成者也。没有了那个“土围子”还能算是城事实上，海上从其历史真正开始的那一天起，似乎就没有打算成为什么“城”当时的国中
府政也没有像建设其他城市那样按照“城”的模式来对海上进行规划，反倒把海上最好的地段拱手相让。1846年，也就是海上开埠后的三年，英国人首先占据外滩以西的一片土地，建立了英租界，首开租界之先河。此后二十年左右，国中历史上特有的租界制度，便在海上得以确立，并整整存在了一个世纪，同时还波及到其他城市。这种事情，在京北显然是想也不敢想的。天子脚下的首善之区，岂容“化外之地”？然而海上却可以。在当时的国中
府政看来，海上无疑是微不⾜道的。海上既不产稻米，又不产丝绸，风⽔也不怎么样。鬼子们既然傻乎乎地看好那地方，那就赏给他们，随他们腾折去，谅他也成不了什么气候。
现在看来，道光爷、咸丰爷们显然是失算“千里之堤，溃于蚁⽳。”口子一开，太平洋上強劲的海风，自然是长趋直⼊，何况又占领了这样一个滩头地段？西学之东渐，自然便有了一个最为便当的跳板和基地。于是，为当时并不看好海上的人始料所不及，半个世纪之后，海上便出落成与京北迥异的际国化大都会，而且处处与京北作对。早在1917年，海上文人姚公鹤便指出：“海上与京北，一为社会中心点，一为政治中心点，各有其挟持之具，恒处对峙地位。”（《海上闲话》）事实上也是如此。本世纪初，海上是资产阶级主民⾰命派的大本营，公然与京北 府政分庭抗礼；本世纪中，它又变成了“产无阶级文化大⾰命”的策源地，公然“炮打”京北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至于文化上的南北之争、京海之辩，自然也不在话下。
更何况，海上虽然抢了滩头，却也并非没有后援。天津、汉口、广州、厦门、宁波、港香，都在和海上浮鼓相应。其中，天津近在京畿，汉口深⼊腹地，意义尤其不同凡响。总之，山下之城，已难抵挡⽔边之滩的挑战。
当然，海上一开始并没有想那么多。
一个多世纪前的海上，最忙的事情是“摆摊”
那都是些什么样的“摊子”——江海关、跑马场、招商局、巡捕房、易所、礼拜堂、西菜馆、拍卖行，全都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那又是些什么样的“摊主”——冒险家、投机商、殖民者、青红帮、⽪条客、拆⽩、际花、维新，全都踌躇満志，胆大妄为。城墙拆除了，心理框框也打破了；租界建立了，新的观念也产生甚至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职业也出现了：买办、律师、记者、翻译、经理、职员、会计、邮差，甚至还有“⻩牛”、“包打听”之类，当然还有产业工人。但无论何等人物，其谋生方式和消费方式，都大不同于传统社会。海上，变成了地地道道的“新世界”
这个新世界立即就对国人和洋人都产生了昅引力，而它也以一种来者不拒的态度对待外来者。很快，海上就变成了国中移民程度最⾼的城市。江苏、浙江、安徽、广东、湖北、山东等临近省份的同胞大量涌⼊，英、法、美、⽇、俄、德、意、比、葡、奥、印度、丹麦、波兰、捷克、西班牙等世界各国的洋人也纷至沓来，正所谓“人物之至者，国中则十有八省，外洋则甘有四国”其中自然不乏社会名流、文化精英、前卫战士、⾰命先驱。他们走进这并无城墙阻隔、一马平川极为开阔的海上滩，各行其道，各显神通，把海上的摊子越铺越大。
海上文化正是这些移民们创造的。它当然只能是一种新的文化。甚至海上话，也是一种新方言，它不再是苏州话，也不是海上的本地话（浦东话或崇明话）。海上话不但语音已和周边地区不尽相同，而且拥有大量仅仅属于海上市区的词汇（有的则首先在海上流行，然后才传播国全，如“沙发”）。总之，它已不再属于某个省份或州县，而只属于海上这个新的社区。
在这里，比较一下海上与京北，将是十分有趣的。
京北也是移民程度很⾼的城市。它的开放程度和兼容程度都极⾼，包容量和呑吐量也极大。所以，京北和海上都能昅弓卜卜地人才，昅收外来文化，终因兼收并容、呑吐自如、无所不包而蔚为大观。但是，京北的昅收和包容却不同于海上。京北是容量很大，再多也装得下；海上则是摊子很开，什么都能来。京北的昅收是有选择的，海上的昅收则是自由化的。简单点说，即京北实行的是“优选制”能不能被接纳，要看你进不进得了城；海上实行的是“淘汰制”想来就来，悉听尊便，至于来了以后能不能成气候，甚至能不能生存，那它就管不着
于是，京北与海上的移民成分便大不相同。辛亥⾰命前，京北的移主民要是冲着皇帝来的。他们是新科进士和升迁员官，以及为皇帝和员官们服务的太监、宮女和仆人。国民府政定都南京后，北平的移主民要是冲着大学来的。当时国全最著名的⾼等学府云集北平，昅引了天南地北的莘莘学子。新国中成立后，加⼊京北人行列的主要是两种人：调进京北的⼲部（多半是中⾼级的）和分进京北的大学毕业生（多半是较优秀的）。总之，京北的移民，总是围绕着“政治”这个中心，或“学术”这个次中心；而京北的昅收，则总是以是否“优秀”、是不是“精英”为尺度。海上的移民在半个世纪前则有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味道。有来谋生的，有来投机的，有来避难的，有来享福的，有来求学的，有来创业的，也有糊里糊涂跟着来的。五花八门，不一而⾜。海上滩毕竟很开阔，谁都可以来的。
移民的结果似乎也不同。京北的移民只是壮大了京北，丰富了京北，却不能创造一个一体化的京北文化。京北没有这样一种一体化的文化，而只有各个不同“圈子”的文化（皇家官方文化、文人学者文化、市井平民文化等）。移民们也只是进⼊了不同的“圈子”并与各自的“圈子”相认同。海上的移民虽然来路不同动机各异，却共同创造了一体化的海上文化，并因为这种文化而统统变成了“阿拉海上人”
京北与海上的这种区别，其实也正是“城”与“滩”的区别。
什么是城？城就是“圈子”而圈子是有大小、有品类的。大小品类，也就是尊卑贵远近亲疏。作为皇都京城的京北，它的城市规划最集中地体现了国中传统文化的思想：尊卑有序，等级森严。前已说过，明清的京北是三个一圈套一圈的城，最中心的是宮城即紫噤城，乃天子所居；次为皇城，是府政所在；最外围是京城，其中紧靠皇城儿是各部衙门，再外围则是规划整齐的街市。清代京城还有內城外城之别。內城是満人的噤区，外城是汉人的地盘。站在景山俯瞰全城，金碧辉煌的宮殿楼阁与矮小灰暗的民居形成鲜明的对比，所谓“东富西贵，南贫北”一目了然。不同⾝份地位的各⾊人等，便在这规划好了的城区內各居其宅，各守其职。可以说，京北是做好了圈子往里“填人”京北人，当然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
海上则不一样。因为海上是滩。什么是滩？滩不是圈子，而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因为它本没有什么边际，也没有什么界限。在这个开放的体系中，差不多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别的而且是出出进进的人，很难形成圈子。即便形成了，也只是松散的圈子，很游移，很脆弱，最终会被“滩”消解。因为“圈子”与“滩”是格格不人的。你什么时候看见海滩上有圈子没有。即便有，也很松散。滩上的人，更多感受到的是海滩的开阔和自由，是个体与滩涂的直接认同和对话，而不是什么小圈子的存在。海上人便正是这样。他们的“圈子意识”远远弱于京北人。尽管他们也有圈子，但多半都很松散。更多的时候，还是“自管自，各顾各”海上人的口头禅“关侬啥事体”便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海上人的这种“滩涂意识”
京北
海上两地的民居，也很能体现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特征。京北最典型的民居是“四合院”所谓“四合院”就是一个用围墙圈起来的家庭或家族的小天地。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可以看作是京北城的“缩微品”因此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圈子中的小圈子。圈子里面的人是一种群体的存在，却未必能与外面的人认同。我常常怀疑，京北人的圈子意识，是不是多少与这种居住环境有关。何况京北除了大圈子（京北城）、小圈子（四合院）外，还有许许多多不大不小的“中圈子一。机关、学校、工厂、医院，一律⾼墙大院，壁垒森严，自成系统。京北人，就生活在这些大大小小的圈子里，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圈子意识“。尽管现在大圈子（京北城墙）拆掉了，小圈子（四合院）也渐次消失，但”圈子意识“却已成为京北人的一种”文化无意识“，积淀在京北人的心理深层，甚至形成了京北人的一种文化格。
海上最典型的民居则是所谓”石库门“（尤其是”新式石库门“）。它实际上是把许多差不多一样的单体民宅连成一片，纵横排列，然后又按总弄和支弄作行列式的毗邻布置，从而形成一个个社区。这种建筑结构，显然最明显地体现了海上特有的文化模式——个体直接而不是通过圈子与社区认同。据统计，海上市民约有半数左右居住在这种旧式里弄中，而且多在海上人口密度最⾼的中心地段，则海上人的文化格，也就不能说与它无关。
事实上，海上虽然有所谓”上只角“和”下只角“之别，有花园洋房、公寓住宅、里弄住宅和简易棚户四类等级不同的民居，但这些民居的建设，大体上是”摆摊式“的，没有京北那种从央中向外围层层扩散、层层降格的布局。甚至杂居的现象，也不是没有可能。实际上，所谓”石库丫里弄，便是杂居之地。那种住宅，只要付得起房钱，谁都可以来住，而居于其间者，事实上也五花八门，职业既未必相近，⾝份也未必相同。也可以这么说，海上，是铺开了摊子往里“进人”只要进来了，就属于海上滩，而无论其⾝份地位⾼低贵如何。也许，作为大大小小“冒险家”的“乐园”和一个庞大的“自由市场”它要问的只有一句：你是否有⾜够的精明？如果有“精明”这张门票，你就可以在这个滩上一显⾝手
因此，我们无妨说，京北人的“文化无意识”是“圈子意识”（城意识），海上人的“文化无意识”则是“滩涂意识”（滩意识）。
京北人和海上人“文化无意识”的体现，是随处可见的。
记得有一年央中电视台的舂节联晚会上有个小品，叫《有事您说话》。郭东临扮演的那个小伙子，逢人就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为了帮人办事（当然也为了显示自己“有能耐”），小伙子半夜三更跑到火车站去排队买卧铺票，实在买不到就贴了钱买⾼价的。结果事情越闹越大，弄得他自己也收不了场下不了台。饶这么着，他见了人，还是忍不住要问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说话！”
这个小品自然有它自⾝的意义，这个小伙子也多少有点特别。但似乎可以肯定，这是一个京北人的故事，而决不会是海上人的笑话。在海上，是不可能有人没事找事到处“找”忙帮的。海上人爱说的不是“有事您说话”而是“关侬啥事体”这句话，不但适用于素不相识者，也适用于亲戚、朋友、
人、同事，而闻者一般也都不会介意。它其实再明显不过地表明了海上人的“滩涂意识”当然，海上也有“朋友，帮帮忙”的说法，但，对不起，那多半是一种挖苦，或委婉的警示，有“少添
”、“别做手脚”或“有没有搞错”的意思。比方说，你话说得太离谱，海上人就会笑起来，说：“朋友，帮帮忙！”又比方说，到自由市场买东西，便最好能用海上话说一句：“朋友，帮帮忙，侬勿要‘斩’我。”似乎可以这么说，一个“有事您说话”一个“关侬啥事体”就这两句话，便把京北人和海上人鲜明地区分开来
这种比较对海上人颇为不利。因为它会给人以一种京北人热情海上人自私的感觉，而“海上人自私”又是许多外地人对海上人的共同看法。其实，海上人并不像许多外地人想象或描述的那么自私，他们也是乐于助人的，而且其热情有外地人不及之处。比方说，外地人在海上问路，便往往能得到热情的回答，有的还会为你出谋划策，告诉你乘哪趟车又在哪里转车较为简便合算。这种对“不搭界”者的认真负责态度，在外地人看来就未免匪夷所思，所以常常大感意外。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却往往只会对自己的“哥们”两肋揷刀，对陌生人可就没有那么周到，弄不好还会来个“关我什么事”
显然，京北人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內外有别一的。比如前面说的那个小伙子，固然热情得逢人就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但所问之人肯定都是“人”、“自己人”如果见了陌生人也这么问，那他不是“疯子”就是“傻子”而且，当他站在柜台后，面对陌生的顾客时，没准其服务态度会生硬得够呛（这种钉子我们在京北可是碰得多了）。海上人则相反。热情也好，不热情也好，是“一视同仁”的。他们会帮助求助于他们的人，但不会主动去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而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同样，如果涉及他自己个人的事，他也会毫不客气地说：“关侬啥事体”也无论这人是“自己人”还是“陌生人”
道理也很简单，就因为“圈子意识”是一种“群体意识”而任何群体都是有限度的。比如“一样大块吃⾁，大碗喝酒，大秤分金银”的，就只限于⽔泊中人，甚至只限于一百单八人。梁山圈子以外，对不起，就没有了，而且弄不好还只有挨刀的份。这就叫“內外有别”圈子外的人，可以无视其存在；圈子內的人，则必须“抱团儿”、“扎堆儿”必须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互相关照，包括时不时问上一句：“您有事有事您说话！”
相反“滩涂意识”则是一种“个体意识”它強调的，是个体立独人格的“不可⼊”和自由意志的“不可犯”有句话说：“海上人什么⾐都敢穿”就因为在这个懂得尊重他人“隐私”（尽管不多），允许保留“人私空间”（尽管很小）的“滩”上，过多地⼲预他人的私生活是“可笑”甚至“犯规”的。海上当然不乏喜窥测他人隐私的小市民，而且人数比任何外地都多（原因以后再说）。但即便他们，也未尝不知道这种“窥私癖”极为可鄙。所以，在外地，一个人的穿着如果“太出格”就会遭人物议，他自己也得进行辩解，比如“这样好看”、“穿着舒服”等等，更常用的辩护词则是“别人也这样穿”然而在海上，就大可不必。只要一句“关侬啥事体”便可斩断一切争论，让人无话可说。（图十八）
很难简单地评说京北
海上这两种活法和意识的是非优劣。一般地说，外地人都认为，与京北人朋友痛快，与海上人打道轻松。如果你能进⼊京北人的“圈子”成为他们的“哥们”就可以同他们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烟酒不分家，真格的“说走咱就走，你有我有全都有”（不过京北人现在也开始变得滑头，真要这么着，还得上山东）。与海上人朋友却不容易。他们多半客气而不热情，礼貌而不亲切，很难掏心窝子说心里话。因为他们都会有意无意地坚守个体意识的“不可犯”和“不可⼊”原则。所以，海上没有“哥们”只有“朋友”哥们是相互依存的，朋友则是相互立独的；哥们得亲密无间，朋友则不妨情淡如⽔。更何况，海上人的所谓“朋友”也未必真是什么朋友，比如暗地里磨刀霍霍准备“斩”你一记的小贩就是。
不过，就我个人的倾向而言，我更喜海上人的处世哲学。不错，海上人是有“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病”但如果每个人都把自家门前的雪打扫⼲净了，岂非就没有什么“瓦上霜”要别人来心？相反，如果天天心别人的事，则自己的事就未必做得好，比如那个逢人就问“您有事，有事您说话一的小伙子便是。再说了，别人这么关心你，你岂不也得”时刻准备着一，时不时地问别人一句：一您有事“这么活，太累何况，当你大包大揽地说了”有事您说话“的话时，万一事情办不成，又该怎么办为了未雨绸缨，你就得事先”储备“一批”哥们“，还得个个有能耐，比如能一下子批六张卧铺票，而且还都是下铺什么的。
生活在海上人中间，就不会有这么多事。事实上，不少外地人都有伺感：你也许很难和海上人朋友（但并非不可能，我自己就有不少海上朋友），却不难和他们共事。海上人是比较计较，账算得很清。但这在保护了他自己利益的同时，也保证了你的权益；在维护他自己人格立独的同时，也尊重了你的立独人格。至少，和他们往时，你不必处处设防。这就轻松。你甚至不必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和对方的态度。因为如果海上人对你大皱眉头，你也可以回他一句”关侬啥事体“的。更何况，在现代社会往中，”哥们“总是少数，更多的还是要面对”泛泛之“。那么，轻松一点，岂不好？
其实，困难并不在于如何评价这两种文化以及如何与两地人相处（最好的是，你在海上有合作伙伴，在京北又有”铁哥们“），而在于如何解释：恰恰是没有多少圈子意识的海上人，却比圈子意识特強的京北人，有着更明显的城市社区文化特征，这又是为什么
道理仍在于”城滩之别“。前已说过，所谓间城”本⾝就是一个圈子，是一个把无数小圈子圈在一起的大圈子。而且“城”越大，城內的小圈子就越多，人们的“圈子意识”也就越強。因为在这样一种空间状态下，任何人都只有进⼊一定的圈子，才会有全安感，也才会觉得与“城”协调。京北的圈子特别多，京北人特别爱“抱团儿”就是这个道理。结果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城”这个圈子本⾝越大，被它圈住的小圈子的“圈子”也就越強。而小圈子的“圈子”越強，则大圈子的“圈子”也就越弱。这样一来，当然也就只有城內各圈子的社区（甚至没有社区只有圈子），而没有或少有全城的社区或一体化文化
更何况，任何城都是要有墙的，而墙的文化功能，正在于分割空间。这种分割，可以从大到小、由外至內而层层推进。结果，如果城很大，城內圈子很多，那么，生活在最內圈、最里层的人，就不大能够感觉到城的存在，而只能感觉到自己圈子的存在。
滩就不一样。滩没有空间阻隔，滩上的人也是个体的、只有松散联系的。用海上话说，就叫“不搭界”既然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不搭界”的，则他们便只好和“滩”搭界。因此，个体的、单独的、游移的人，反倒容易与“滩”认同，并通过与“滩”的认同，而与滩上其他人认同。所以海上人平时在海上可能“不搭界”一到外地，却很容易“扎堆儿”、“成气候”海上人比京北人社区特征更明显，到了外地也比京北人更“扎眼”原因之一可能就在这里。
所以，京北城与海上滩，就有着不同的文化品格。
京北文化是兼容的。官方体制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民俗文化处于一种多层共生状态，各拿各的号，各吹各的调。各类圈子，和平共处，相安无事，井⽔不犯河⽔，并无统一的社区。如果说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就是京北才有的“大气”：大雅、大俗、大派头。要之，京北是雅能雅到极致，俗也能俗到底俗到家。比方说，你能想象用诸如“奥⽪”、“驴⾁”或“小脚”、“子”之类的词儿来作地名京北就能。京北不但有“臭⽪胡同”、“驴⾁胡同”而且还有“⺟猪胡同”和“屎壳螂胡同”；不但有“小脚胡同”、“子胡同”而且还有“裆胡同”、“脚胡同”任谁也不敢相信这是皇上眼⽪底下的地名儿。嫌俗？改了就是。比方说，把“灌肠胡同”改为“官场胡同”这可真是只有京北才可能有的文化奇观。
海上文化则是消融的。各⾊人等，自由发展，公平竞争，但最终却把他们统一于海上的社区。精英分子固然难免因此而有些“海派作风”中小市民却也会因此而多少有些体面和雅致。结果，海上人无论职业阶层、社会角⾊如何，都会多少有些“海上味”因为他们都生活在这个⾼度社会化和⾼度一体化的海上滩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大体相仿，他们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当然也就难免大体，致。甚至海上的街道名称也没有京北那么五花八门，它们往往是真正的“地名”：东西向的多以城市命名，如南京路、京北路；南北向的则多以省份命名，如福建路、四川路；总弄文弄则标以数字，一看就知道是海上的地名。
总而言之，大气的京北城城內有城，官、学、民三种文化各安其位，各守其本，形成一体化前提下的多层次；开阔的海上滩滩外有滩，五湖四海风云际会，天南地北互消长，形成多样前提下的一体化。京北与海上，是两类不同的大城市，有着两种不同的大手笔。京北“一体多层”海上“多样统一”京北大气，海上开阔。
同样，京北人和海上人，也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
京北人是⾝份感比社区更明显（所谓“丢份儿”、“拔份儿”即含有注重⾝份的意思在內）。一个京北人，首先是员官、学者、平民，然后才是京北人。当然，所谓“⾝份感”不一定就是职业、阶级，也可能是指“品类”即“君子”与“小人”、“⾼士”与“败类”不管什么时候，京北人都不能丢了⾝份，这就叫“倒驴不倒架”因为倘若丢了“份儿”就没人承认你是京北人岂止不是京北人，就连是不是人，只怕也还⿇烦。
海上人则是社区比⾝份感更突出。他们首先是海上人，然后才是商人、职员、自由职业者。海上学者余秋雨曾因不会说海上话而感到窘迫，海上
长市徐匡迪也曾因不会讲海上话而受到歧视。的确，在海上人看来，是不是海上人，比什么都重要；而会不会讲海上话，则往往决定着你在海上和海上人那里所能享受到的待遇。在外地，一句海上话，往往就能引起海上人的惊喜：“侬海上人呀！”接着就是用海上话热烈地谈。至于对方是什么职业⾝份，则往往不在考虑之列。我自己就曾用这种办法“哄骗”过不少海上人。尽管最后不得不承认我的海上话是“洋泾浜”的，还是能赢得不少的赞许：“‘洋泾浜’侬也晓得呀！”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形成了这样的现象：国全各地都有“小海上”却几乎从来没有“小京北”因为京北人一到外地，首先是融⼊自己阶层的圈子里，员官归员官，学者归学者，当然也就不可能像海上人那样，首先是海上人归海上人，并一起传播海上文化，把当地改造为“小海上”结果是，爱“抱团几”的京北人，到了外地，便成了并无社区特的散兵游勇，而平时“各顾各”的海上人，在外地却大成气候，当然，不是某个海上人的气候，而是海上文化的气候。
也许，这就是海上滩，这就是海上滩的秉和秘密。
弄清了这些秘密以后，我们似乎可以回答前面提出的问题了：什么是海上人？海上人的社区文化特征是什么？他们究竟有什么资格和本钱看不起外地人？
四、“城市部落人”
人的秘密，从来就是文化人类学的最⾼秘密。
许多学者都指出，海上人一直是国中一个非常特殊的群落。他们在国中，就像犹太人、吉普赛人在西方世界一样扎眼醒目。无论走到哪里，海上人往往都会一眼就被认出。他们⾝上那种“海上味”几乎是洗也洗不掉的。而且，正如犹太人、吉普赛人尽管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却仍能保持自己的文化特征一样，海上人在离开了海上以后，也仍是海上人。我们甚至可以断言，如果哪一天，大海上真的“沉没”了，海上人也不会因此而消失。
因为海上人是“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国中人的一个“族群”在古代国中，随着原始社会的解体和央中集权的封建大帝国的建立，原先属于各个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的“原始族民”逐渐一体化，成为至尊天子属下的“王朝臣民”在这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国中虽然有城乡两大社区，但在本质上，它们却并没有多大区别。城市和乡村基本上是同质的，市民和农民也基本上是同格的。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上之滨，莫非王臣”如此，则城市乡村皆为“天子治下”市民农民都是“王朝草民”乡下的秀才可以进城做“京官”城里的老爷也乐意回乡当“乡绅”国中古代的城市，似乎从来也不曾成为既昅引穷人又昅引富人的磁石。而且，除皇族外，从官宦、文人到小贩，几乎谁也不曾把城市当成自己的永久居留地。他们只要有几个钱，就会想方设法在乡下买几亩地，随时随地准备回到乡下去。当然，如果有⾜够的资金，他们也会在城里购置些房产，以供享乐和避难。但仍要在城里修园林建别墅，让自己觉得好像还生活在乡下一样。总之，他们总是游离于城乡之间，把城市当作寄居之地，而在內心深处倾向于和眷恋着乡村。事实上，国中古代的城市，往往不过只是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显然，这样的城市，并非真正的城市；这样的市民，也非真正的市民。所以，我宁肯称之为“城”和“城里人”
海上和海上人却完全两样。
海上从来就不像国中那些古城一样，是什么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而是它的对立面（海上人特别看不起“乡下人”就是海上这种城市质的心理体现）。（图十九）作为乡村社区的派生物和共同体“城”只能是央中
府政统治广大农村的中心区域和出派单位。京北城是国全的政治中心，国內其他一些大城市，如南京、西安、杭州、成都、武汉、郑州，都或者曾经是国全的政治中心，或者现在仍是区域的政治中心。国中古代的城市，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中心”在上个世纪初，国中3000以上人口的1400个城市中，至少有80％是县衙所在；而万人以上的城市，则半数是府治和省治。在那里，巍峨的城墙和⾼大的城楼，象征着帝国的权威与尊严，也象征着古老国中的封闭与保守。
海上却从来就不是什么“政治中心”它也没有什么巍峨的城墙，而只有平坦开阔的滩涂。当然，它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也迥异于京北等城市。它的经济生活靠市场规律来运作，它的社会生活靠法制原则来治理，政治权威在这里远非是最重要的，而个人的聪明才智（或曰精明）反倒可能更有用武之地。海上人迥异于国內其他城市人的种种处世哲学和价值观念，比如余秋雨、杨东平等学者都曾指出的不关心政治、缺乏政治热情、不大看得起导领、没有集体观念、自由散漫、精明、会盘算、讲实惠、守规矩、重理、世俗、西化、商业气息重、好诉讼而恶打斗，以及“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等等，无不源于此。无论我们怎样评价这些处世哲学和价值观念，其与传统国中格格不⼊，则毋庸置疑。一句话，海上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国中传统城市的新型城市，海上人也是颇异于传统国中人的“都市新人类”在古老的国中大地上，他们是一个新兴的“部落”一个不属于森林、山野、乡土、畜群，而只属于城市的“部落一，——城市部落。
于是，我就只好把他们称之为”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这个提法，可能会帮助我们揭开海上人文化特征的秘密。
余秋雨曾谈到海上人的“尴尬”：他们最看不起外地人，然而只要一查老底，却又个个差不多都是“外地人”因此他们是一群“来历不明的尴尬人”其实，这正是“城市部落人”的特征。所谓“城市部落人”就是只属于城市这个“部落”而不必讲究其他的什么“来历”（比如“祖籍”）。这里必须強调指出，所谓“属于”不是“户籍”意义上的，而是“文化”意义上的。比方说，有的人，尽管在海上住了很久，却仍与海上文化格格不⼊，就不算海上人。相反，一个人，哪怕只是刚刚迁⼊海上，只要他与海上文化心心相印，那就是海上人。这就好比一个本族人，如果没有履行过“成年礼”的手续，就不算部落正式成员；而一个外族人，只要经过了部落的“成年礼”就是这个部落的一员一样。也就是说，一个人，不论祖籍哪里，来自何方，只要进人海上，接受了海上文化的“洗礼”在內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诸方面都与海上文化相认同，那么，他就是海上人，就是海上这个“部落”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正是海上人不同于国中其他城市（比如广州）人的紧要之处。广州也是国中异质程度很⾼的一个城市，广州人也和外地人大不相同。但是，广州与京北等地的差异，只有部分是城市质不同所决定（京北是“城”广州是“市”详后），还有相当程度是地域文化不同所使然。所以广州人与內地人虽然区别很大，和其他广东人却差别不多。內地人一般把他们统称为“广东人”并不分门别类地叫做广州人、汕头人、湛江人。尽管他们之间确有差异，但广东人与內地人的差异也确实大于他们之间的差异。甚至可以说，即便没有广州，广东文化也依然存在。但没有海上，也就不会有海上文化和海上人。海上人完全是海上这个城市造就的，因此只有他们才是地地道道的“城市部落人”
“城市部落人”当然与传统国中人颇多抵忤。
道理也很简单：传统国中是一个“乡土国中”农业生产是乡土国中的主要经济生活方式，华中文明主要是一种农业文明。农业文明形成的一系列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审美意识和生活方式，在传统国中人心中，早已扎下来，已经成为传统国中人的“文化无意识”而“城市部落人”却有着另外一整套全然不同的內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二者之间的格格不人，也就可想而知。外地人对海上人的种种“看不惯”便多半因于此。
然而，城市文明毕竟要优于农业文明。海上人往往“看不起”外地人，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说，海上人⾜以自傲于国人的，不是权势，也不是金钱，而是他们那一整套全然不同于农村文明的內心规范、行为方式和生活秩序，即可以称之为“海上文明”亦即“城市文明”的东西。在他们看来，这些东西是明显地优越于外地人那种农业文明生活方式的。事实上，在海上人那里“外地人”往往即等于“乡下人”而海上人的社区強于⾝份感，原因也在这里。他们很在乎是不是海上人，说到底，其实是更看重“城市人”或“城市部落人”的⾝份。因为只有这，才是能使他们自我感觉良好的“本钱”
显然，所谓“海上文化的社区”或“海上社区的文化特征”也就是“城市部落”的文化特征。它既是现代城市的，又具有某些原始部落的特。比方说，部落族民特别看重和自己部落文化的认同，有相当统一的文化习惯和行为方式，并很注意通过各种方式（图腾族徽、服饰文⾝、语言手势等）把自己和其他人区别开来。海上人也一样。精明就是他们的图腾，海上话则是他们的⾝份标志，而海上人和外地人之间的界限也划得很清。当然，海上人不是原始人。他们这个“部落”比原始部落是先进多比方说，原始族民与部落之间的关系是人⾝依附关系，而海上人与“海上城市部落”之间的关系则是文化认同关系。而且，这种认同是发自內心的，不带任何強制。同时，海上人与海上人之间，也不存在人⾝依附关系，而是相对立独、松散的“自由人”因此，海上是一个“现代部落”海上人则是“城市部落人”
海上这个“城市部落”的形成，有着极为特殊的历史原因。
海上城市文化格的定型，大约是在本世纪前半叶。那时的海上，和今天的深圳颇有些相似之处。比方说，它们都是当时最年轻的城市，是现代化程度最⾼或最具现代的城市；它们都由大量的移民构成，都引进外资搞市场经济，与世界的联系最密切，最能自觉按照际国惯例办事；它们也都是急遽上升的城市明星，都为世界和国人所瞩目等等。有资料证明，从1930年到1936年（这也是旧海上的“⻩金时代”），海上华界人口中比例最⾼的一直是21岁到40岁之间的青壮年，其比例⾼达38％左右；次为41岁到60岁、13岁到20岁两个年龄段，分别为近20％和15％左右，而共公租界和法租界中青壮年人口比例还要更⾼。这也毫不奇怪。因为年轻人总是最不安分和最敢冒险，最少牵挂而最敢离乡背井，最少成见而敢离经叛道，对本乡本土的索然无味和外部世界的精彩新鲜最为敏感，最急于到具有
惑力和刺的地方去释放能量和一显⾝手。当然，他们也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和新思想、新观念、生新活方式，比如那些“和际国惯例接轨”的东西。因此，正如今天闯深圳的绝大多数是年轻人，当年闯海上的也多半是年轻人。年轻人朝气蓬，极富创造。当他们来到一个迥异于家乡的地方，又接受了异质文化的熏陶时，就理所当然地会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来。
但是，当年的海上和今天的深圳却有着本的、本质的区别，那就是：深圳的改⾰开放是主动的，是已经站起来了的国中
民人在的导领下对自己民族家国前途命运的一种自觉选择。所以，深圳的每一进步，都易为国人所赞赏；深圳的每一成就，都易为国人所承认；深圳的每一变化，也都易为国人所认同甚至仿效。这样，深圳虽然也是一个全新的城市，深圳人也是全新的一族，却不会变成孤立的“城市部落人”
海上诞生为一个新兴城市却完全是被动的。它的开放是被迫的，它的现代化也是被強加的。而且，海上的现代化进程越快，现代化程度越⾼，也就往往意味着其被強迫和強加的程度越⾼。尽管海上人从这种被強加的现代化中得到了好处和实惠，但也因此招来了鄙视和骂名，被看作“洋奴”、“西息”、“假洋鬼子”为较少被強迫现代化的內地人看不惯、看不起。因为所谓“海上文明”所谓海上人的生新活方式，原本就和国中人过惯了的生活处处相悖，何况还是被鬼子们強加的？自然是反感之外又加屈屏，并因屈辱而更加反感。因此，当海上人因其现代化而看不起外地人，在外地人面前不免有点“趾⾼气扬”时，外地人心里便常常会响起这样一个声音：海上人，别忘了你们城市公园门口竖着的那块牌子——“华人与狗不得⼊內”
海上人确实应该记住这些国聇，否则，便会连吉普赛人也不如。
事实上，海上这个“城市部落”本⾝就是一个悲剧二律背反中诞生的历史悖论。（图二十）它一方面是民族的聇辱，另方面又是民族的生新；一方面光焰夺目，另方面満目疮痍。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它的城市人格也是残缺不全的，而且似乎也是一个悖论：一个衔接国中古今、呑吐世界风云的大都市，居然有着那么多的小市民。这些小市民的“小”和大海上的“十，实在不成比例。他们是那样地”小气“（或曰”小家子气“），小气得简直没有名堂。比方说，他们的看不起外地人，用大讲海上话的方式来展示他们的自傲和満⾜他们的虚荣，就是”小气“的表现。国中人都是爱面子的，爱面子的人都难免有些虚荣，而大城市中人也多少会有些自傲。但是，别的地方人，即便是虚荣，也表现得大方、得体；即便很自傲，也做得大气、含蓄。似乎只有海上的小市民，才把虚荣表现得那么浅薄、露骨，一眼就能看透；把自傲表现得那么琐碎、脆弱，简直不堪一击。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弄不清到底谁该看不起谁。于是，外地人就会纳闷：不同凡响的海派文化和先进优越的海上文明，难道就是这些人创造的
当然是这些人创造的。只不过，他们在创造这些文明时，充満了痛苦和矛盾。作为⾝在其中者，他们比外地人更能体会新文明的优越，也更能体会被強加的苦楚，这就使他们一方面因”城市化“和”现代化“而沾沾自喜，另方面又有点理不直气不壮，十分尴尬。
海上人的这种尴尬，几乎随处可见。
比方说，当海上人把”外地人“统统看作”乡下人“时，他们是不敢把京北人也归进去的。京北怎么好算”乡下“当然是城市。然而京北和海上的差异，相去又岂能以道里计！自30年代”京海之争“起，讨论京北、海上城市文化差异的文章著作（包括本书在內）即便不是汗牛充栋，至少也积案盈尺。我们无妨随便从中拈出几种说法，便不难看出”京海之别“究竟有多大。比如，京北是城，海上是滩；京北是都，海上是市；京北是官场，海上是商场；京北是传统，海上是现代；京北是智慧，海上是聪明；京北是唯美，海上是管用；京北是文学，海上是数学；京北是哲学，海上是科学；京北是神圣的，海上是世俗的；京北是感的，海上是理的；京北是大气的，海上是雅致的；京北是古典的，海上是摩登的；京北是翰林院，海上是跑马场；京北是田园诗，海上是广告牌；京北是超凡脫俗深奥难懂的，海上是贴近现实一目了然的；京北是深秋的太，美丽而迟暮，海上是初夏的雨，既闷热恼人又清新可人；等等，等等。京北迥异于海上，已是不争的事实。
相异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正如海上人不大看得起”外地人“和”乡下人“，京北人也不怎么把海上人放在眼里。不论是文坛上的京海之争，还是生活中的私下议论，京北人”声讨一起海上人来，总是那么理直气壮咄咄
人。京北的电视连续剧《望渴》中那个不怎么讨人喜的男主角被起名“沪生”显然并非“无意”和“碰巧”多少是有点暗示意味的。因此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了海上舆论的不満，却満⾜了京北人的集体认同，甚至満⾜了其他外地人的集体认同。外地人“幸灾乐祸”地看着京北人奚落海上人，京北人则“义无返顾”地代表所有外地人宣怈着对海上人的不満。尽管海上人在嘲笑和看不起外地人时，是小心翼翼地将京北人“计划单列”的，然而京北人却不领情，非要替所有外地人出气不可。
事实上京北是国中几乎所有古老城市的总代表。这些城市当然并非京北的翻版或缩影，它们也都有自己的个。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它们和京北一样，都和农业文明保持着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也都没有或少有海上那一套可以称之为“现代城市文明”的东西。所以，如果京北是城市，那么其他城市也不能算是乡下；如果其他城市都是乡下，那么京北最多也只能算是“乡长”“乡长”当然不能眼巴巴地看着“乡民”受欺负。至于京北人把外地人称为“地方上”的，则是“乡长”们正常的态度。
于是海上人就有点尴尬把京北看作“乡下”吧，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认同那些一土得掉渣“的外地人吧，他们的內心规范、行为方式、生活秩序和”海上文明“（在海上人看来亦即”城市文明“）又相去甚远；把京北和其他城市区分开来对待吧，可偏偏京北又认这些”小兄弟一。当然要认的，因为它们原本就是同一类城市。
显然，在半个世纪以前，京北代表着众多的城市，也代表着古老的传统。这个传统也曾经是海上人还没有成为海上人时的传统，是海上人不敢也不可以公开叫板公然冒犯的，同时也是海上人迟早要背离的。于是，变成了“城市部落人”的海上人便用他们对京北的特殊态度来表示他们对传统的尊重，同时又用对其他外地人的歧视态度来表示他们对传统的背叛。海上人对同是“外地人”的京北人和其他人竟会有不同的态度，原因也许就在这里；京北人一般并不怎么歧视外地人，惟独特别看不起海上人，原因也大概就在这里。
更何况，海上这个“城市部落”还有点“来历不明”所以，海上人最怕的，还是问他的“祖籍”因为没有多少人经得起这一问。说祖籍海上吧，等于承认自己是“乡下人”；说出真正的籍贯吧，同样可能也是“乡下人”而且一不小心弄不好还是“江北人”这大概是海上人特别爱讲海上话的又一深层心理原因：只有讲海上话，才能抹去或掩盖“祖籍乡下”造成的
影，在外地人和其他海上人面前不至于尴尬。
五、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其实“城市部落人”的尴尬不仅仅在于“来路不明”更在于他们被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里外不是人。因为他们⾝上的现代很难为传统社会中人所理解，而传统社会赋予他们的劣又不可能完全被铲除。结果，不管在谁眼里，海上人都很“环”
海上人坏不坏。即便某些人有点坏，也多半坏得有分寸，正如他们虽然精，却多半精在明处一样。精在明处，正是海上式精明的特点，也可以看作是对“精明”二字的又一种解读。既然是精在明处，就不能说“很坏”至于海上人看不起外地人，也不能算作是“海上人坏”的依据。海上人是看不起外地人，可外地人也看不惯海上人。海上人只不过是在海上“欺负”外地人，外地人可是在国全各地“诽谤”海上人，谁更“坏”来着？
外地人与海上人的矛盾，说到底，其实就是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外地人看不起或看不惯海上人之处，归结起来，主要无非三条：小气、精明、自私。海上人有这些⽑病有的。一般地说，海上人都比较“抠门”不大方。要他们牺牲自己的利益帮助别人，有时比登天还难。比方说，在旧海上，昅烟的人向人借火，不能说“借”得说“讨”如果说“借”得到的回答便很可能是：“借火！几时还？”（徐国桢《海上生活》）这就让人觉得小气。即便现在，海上人也不“慡”不少海上小市民，还是抠抠搜搜的，斤斤计较，什么账都算得很精。谁要想占海上人的便宜，也不比登天容易多少。杨东平讲过一个在京北流传甚广的“经典笑话”：一个海上儿童花1分钱买了1针，而针的价格是2分钱3，因此这个儿童拿了针以后还不肯走，对售货员说：“你还得找我两张草纸。”这个笑话的实真当然无从考究，但谁听了都觉得“像”
然而，并非所有的海上人都像外地人想象的那样小气、精明、自私。也许是“人以群分”的缘故，我的海上朋友就不这样。他们有的豪慡，有的憨厚，有的还爱打抱不平。况且，就算海上人都小气、精明、自私吧，又招谁惹谁啦？事实上，海上人虽然小气，却不贪婪；虽然精明，却不险；虽然自私，却不损人。那么，为什么外地人一提起海上人的小气、精明、自私，就浑⾝气都不打一处来？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们和传统价值观念冲突太大。传统社会以豪慡为尚，自然鄙视小气；以木讷为美，自然讨厌精明；以谦让为德，自然憎恶自私。更可气的是，海上人不但有这些“⽑病”而且还要把这些“⽑病”公开地、⾚裸裸地表现出来，不以为聇，反以为荣，一点面子也不讲。就拿“借火”一事来说，从理论上讲，火当然是不能“借”的，因为“还”不但正如“光”不可“借”却仍要说“借光”一样，把“讨火”说成“借火”无非是有点人情味。一般地说，除借⾼利贷外，可以开口言借的，不是亲戚、朋友，便是人、邻居。如果说“讨”则不但自己变成了乞丐，双方之间也显得生分。然而海上人不管这一套，偏要认他那个商业社会的“死理儿”：借就是借，讨就是讨，有借有还，再借不难。既然本“还”不了，就⼲脆说讨，别说什么借不借的。如果是借，请问什么时候还？有没有利息？这就一点人情味也没有了，而传统社会是极其讲究人情味的，结果自然是外地人特别讨厌海上人。从道理上讲，海上人并没有什么错，但在感情上，却让人接收不
实际上，外地人尤其是北方人的豪慡，除部分出于天外，也有一部分是出于人情世故的考虑。在外地人那里，当有人开口言借或有求于你时，即便自己心里不愿意或其实办不到，但为面子人情故，也得作豪慡状，否则你今后就别想做人。不过，由于豪慡已成为北方人的“文化无意识”大家也不会觉得自己是“做状”然而即便是真豪慡，也要有条件。央中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曾讨论过这个问题。主持人崔永元问一位东北嘉宾：节目做完后，我们几个一起去吃饭，谁买单？那个东北人说，当然我买单。主持人又问，如果在座的所有观众也一起去吃，您还买单大家一所都笑了起来。可见豪慡也不是无条件的。既然有条件，不如先把条件讲清楚。否则，咱们豪慡起来虽然比海上人可爱，却未必比海上人的“小气”实真。
对于传统社会主张的木讷，同样也要进行分析。
有三种木讷。一种是天生愚钝，一种是憨厚谦和，还有一种是装傻卖呆。天生愚钝并不可取，当然也无可救药，可取的是憨厚谦和。国中传统社会是欣赏憨厚谦和的。一个憨厚谦和的人，在任何地方任何单位都会讨人喜受到
，得到诸如忠厚、老实、容易相处等好评。海上人却很难给人这种印象。他们大多一脸的精明相，脑子转得飞快，眼珠还没转完就完成了若⼲个运算程序，得出了“合算不合算”的结论。他们说起话来也飞快，像打机关
连珠炮似的，里里外外都透着一股子精明。何况他们的话又那么多，正所谓“海上鸭子呱呱叫”这些都让主张憨厚谦和，主张少说话多做事、“敏于行而讷于言”的人反感，心里觉得不快。
可是，京北人话也很多呀！怎么京北人就不让人反感的确，京北人的话是很多，而且比海上人更多。海上人一般只是在和海上人用海上话谈时话才多，要他们用普通话和外地人谈，有时反倒有点木讷，说不了多少话。京北人可不管谈话对象是谁，一律口若悬河滔滔不绝。所以，在这方面，京北人也口碑不佳：夸夸其谈，言不及义，爱耍贫嘴。但也仅此而已。因为京北人的“贫”给人的感觉是“油”；海上人的“快”给人的感觉却是“精一。精明写在脸上，露在话里，是不会让人赏心悦目的。、油嘴滑⾆虽然有些讨嫌，却不可怕。如果说的是闲话，则还有些喜剧，就像听相声。再说，”大智若愚，大奷若忠一，耍贫嘴的人，一般都城府不深，没什么心眼，反倒有些缺心少肺的傻劲，让人觉得其实是另一种憨厚。
但，正如豪慡要有条件，憨厚谦和也要有条件。这个条件，就是与世无争。大家都不争，也就容易憨厚谦和起来。这在自给自⾜的小农经济条件下，是有可能做到的。不过也得是在所谓“太平盛世”在那些“民风淳朴”的地方。一旦超出这个条件，则所谓憨厚谦和，也就往往与装傻卖呆无异。装傻卖呆也有两种。一种是自我保护，免得名⾼招忌树大招风，出头的椽子先烂。另一种则是以退为进，表面上装得傻呼呼的，其实心里的算盘打得比谁都精。一旦大家都解除了戒备，他就会趁人不防悄然下手，为自己攫取利益，甚至不惜损害他人。所以老百姓说：“门头
子啄⽩米，啄的颗颗都是好米”或“咬人的狗不叫，会叫的狗不咬”也就是深知表面上的憨厚谦和，常常靠不住。
可见，传统社会中人，也并非都木讷，都不精明。那些表面木讷內心世故的人，其实比満脸精明样的海上人更可怕。然而憨厚既然被肯定并讨人喜，则精明也就必然会遭到批判并引起厌恶，何况海上人还“精在明处”？精在明处又有什么不对精在明处，就等于公开不把传统的道德观念和审美标准放在眼里，这就会引起公愤，而公愤因为是“公”也就不论对错，都先有了三分道理。不信你看历史上那些満脸聪明相的人，几个有好下场？
海上人也是从传统社会过来的，他们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但是海上人却不能不精明。因为海上不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而是一个充満竞争的现代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里，未经算计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不会算计的人也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对于海上人来说，精明就不但是一种价值，一种素质，更是一种生存能力。生存能力是不能批评的，所以我们也不能批评海上人的精明。更何况海上人还精在明处，这总比精在暗处好。第一，他没有做假，他是公齐的对手。即便他会有损于你，也是公开宣战，而非背后偷袭。第二，你和他是完全对等的。他有权精明，你也有权精明。如果你和他一样精明，他就无损于你。如果你比他还要精明，他还会甘拜下风。也就是说，精明面前人人平等。这其实是一种有规则的游戏和竞技，比传统社会的“无法之法”或“大智若愚”好对付多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讲，海上人其实是非常单纯可爱的。他们崇拜精明，也只崇拜精明，因为精明是他们“部落”的图腾，所以他们看不起“反应慢”、“拎不清”的外地人。但如果你的反应比他们还快，算计比他们还精，他们就会睁大眼睛以欣赏的目光看着你，不再把你当“外地人”在这一点上，海上人其实比外地人更豁达。他们更看重文化的认同，而非地缘的认同。这也正是一个现代社区人的特点。
那么，海上人的“自私”也是现代社区人的特点么？是的。（图二十一）
传统社会中的国中人确实不太“自私”因为国中传统社会原本是“公私不分”的（请参看拙著《闲话国中人》，也就无“私”可“自”传统国中是“乡上国中”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家庭组织为本位的社会。家固然是“家”国同样也是“家”一家人，分什么公私分什么你我然而市场经济却要求产权明晰，否则就无法进行商品换，因此，一个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依靠在它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来管理的社会，必然极其看重个人权利。这个个人权利，既要靠法律来保护，也要靠自己来保护。海上人的飞私“，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对个人权利的自我保护，包括”关侬啥事体“的口头禅，也包括购物时的锱铢必较和挑三拣四。应该说，在这些场合被外地人视为小气、精明、自私的行为，其实表现了一种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自觉。尽管海上人做得有些”可笑“（比如1分钱买1针还要找两张草纸），然而权利再小也是权利。你可以放弃这个权利（因为这个权利是你自己的），但你没有权利笑话别人的坚持和维护。难道因为权利太小就不该维护，放弃自己的权益就是大方、豪慡和大公无私？
当然，海上人也争名夺利。但，请问哪个地方的人又全都淡泊名利？更何况，除野心极大者（这样的人全世界都有）外，海上人一般只争夺自己那一份，或他们认为是自己应得的那一份。比如挤共公汽车，或在地铁一开门时就飞快地进去抢座位。这时，他们确实不会顾忌别人。因为在他们看来，每个人应得的那一份，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去争取，而不是由别人来谦让。如果争取不到，就只能怪你是”戆大“。你应得的那一份你自己都夺不来，别人又能怎么说不定，那一份原本就不是你应得的，否则怎么夺不来？
所以，海上人与海上人之间，一般账都算得很清。我不占你的便宜，你也别想占我的便宜。于是，就会出现这样”可笑“的事：几户人家共用一个楼道，每家都安一盏路灯，开关各人自己掌握，用多用少，咎由自取。这在外地人看来就是”自私件或“小气”在海上人看来则是“大家清慡”可以免去许多不必要的纠纷。生活原本已经不易，再为这些小事徒起纠纷，既伤和气又费精神，是不合算的。当然，海上人当中，也有喜占别人便宜的人。但因为各自界限分明，大家又都很精，要占也不容易。更多的还是占公家的便宜。占公家便宜，也是咱们的“国情”国全各地一样的，非特海上人如此。不过，海上人即便占公家的便宜，也有分寸。比如用公费请客，也会精打细算，不会为无谓的面子铺张浪费。因为钱虽然是公家的，报账的人却是自己。自己报销的公款太多，又没有得到实际的利益，也是不合算的。
事实上，海上人虽然精明，却并不主张占便宜。海上人固然看不起太笨的人，把他们称为戆大、洋盘、阿木林、十三点、猪头三、冤大头，却也鄙夷精明过头损人利己，对诸如掉包、掉花、耍滑头、损浪头、开大兴、捣浆糊、老门槛、不上路等等不以为然。海上社会的正面值是“精在明处”是一利己不损人一，是“自私得合理”这个“理”就是：你的权利是你的，我的权利是我的。你不愿意损害你的权利，我也不愿意损害我的权利，因此大家都别损害别人的权利。如果你能不损害别人的权利而获得自己的利益，那就是你有本事，我也不能来⼲涉。但如果你损害了别人的权利，别人就会不答应，最后你自己也会倒霉。懂得这个道理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拎不拎得清，是检验一个海上人是否“合格”的标准之一。这个标准有时比精明不精明还重要。一个人如果“拎不清”那么，哪怕他一口标准的海上话，或者显得很精明，海上人也会从骨子里看不起他。因为“拎得清”才是真精明“拎不清”则是假精明。比如“吊车”就是。所谓“吊车”就是当共公汽车上乘客已満，上不了人时硬挤上去，致使车门关不上，车也开不走。这时，平时“自私”、不爱管闲事的海上人就会和售票员一起劝告或声讨那个吊车的人。原因很简单：这个人已经损害了大家的权利，而他自己又得不到任何实际的好处，是典型的“拎不清”对于这种“拎不清”的人，是没有什么客气好讲的。
显然，海上人的“拎不拎得清”是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利益的认识之上的。海上人比任何地方人都更清楚地认识到，个人权利和利益不是孤立的东西，它只能存在于与他人、与群体的种种关系之中。要维护个人的权利和争取自己的利益，就要理清这些关系，然后作出相应的判断和决策。比方说，这件事该不该管，这个眼前的利益是不是应该先放弃等等。理得清这些关系的，就叫“拎得清”否则，就叫“拎不清”
仍以前举“吊车”一事为例。“吊车”者的心理在海上是：“你想走，我也想走。你们要想走，就得让我上去。”在京北则是：“我就要上来，你能把我怎么要走大家走，不走都不走！”结果当然是果真谁也走不京北的司机和售票员的心理是：“走不我还不想走呢！等察警吧！察警来了，有你好看的！”乘客的心理则是：“我是走不了，你小子也别想走！反正大家都走不想让我给你让个地方上来？没门儿！”不难看出，京北人在考虑问题时，是以群体为本位，并作最坏打算的：“了不起大家都不走！”海上人在考虑问题时，却以个人为本位，并力争最好的前途：“不管这个‘闲事’，我就走不大家都来管，大家都能走，包括我。”结果“不自私”的京北人在放弃群体利益的同时也放弃了个人利益，而“自私”的海上人在维护个人利益的前提下也维护了群体的共同利益。
看来，海上人的“自私”也可能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当群体利益和个人利益不发生直接关系时，他们可能真是自私的。比方说，不管闲事，遇事绕着走，以免引火烧⾝等等。但当群体受损会直接导致个人利益受损时，他们也会⾝而出。比如需要较长时间排队而秩序有可能紊时，就会有海上人主动出来维持秩序。因为自己来得早，只要大家好好排队，该得的总能得到；秩序一，则倒霉的没准首先就是自己。
同样，海上人在于己无损的前提下，也会助人为乐。比方说，在共公汽车上为其他乘客和售票员传递钱票，海上人叫“摆渡”在自动投币的制度形成之前“摆渡”是拥挤的共公汽车上售票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这种情况下，拒绝“摆渡”也是属于“拎不清”一类的。因为“摆渡”对你并没有什么坏处，不过举手之劳，如果也拒绝，就太不像话。再说，谁都有需要别人“摆渡”的时候，大家都不肯“摆渡”大家都没有车坐，其中也包括你。
海上人的这种“合理”有时也会变成“歪理”杨东平谈到过程乃珊讲的一个故事：众人排队买法式面包，一人不排队⼊內购买。一排队者不服，找经理反映“走后门”问题。经理拍着他的肩膀说：一我认识他，所以他可以不排队；如果我认识你，你也可以不排队，可惜我不认识你。“这显然是”歪理“，但大家却可以接收。因为这种”不公平“后面也有”公平“：只要认识经理，大家都可以不排队。既然如此，与其谴责”走后守，不如多认识几个经理。
这样一来，传统社会的某些东西就在海上留存了下来。但必须指出，它们是经过了海上文明的“包装”和“洗礼”的。洗礼成功的也许很精彩，包装失败则可能很尴尬。如果既有传统的一面，又有现代的一面，而且是其中不好或不那么好的一面，就会糟糕透顶。海上小市民的⽑病便多半如此。比方说，传统社会注重群体生活，人与人之间互相关心，人情味很浓，但也不知道尊重他人隐私；现代社会尊重个人权利，反对⼲预他人私生活，但也容易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漠不关心。海上小市民便恰好集两方面缺陷于一⾝：既自私自利，小气吝啬，拔一⽑利天下而不为，该管的共公事务能躲就躲能赖就赖；却又爱窥人隐私，说人闲话，摇
鼓⾆，拨弄是非，你说讨厌不讨厌这种人见人憎的“小市民气”只怕是连海上人自己也感到可鄙吧！
总之，海上人是一群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着的“城市部落人”他们的在国中传统文化，枝叶却又浴沐着欧风美雨。这就使他们⾝上既有优势互补的精萃，又难免不伦不类的尴尬。于是，当别人议论他们时，一旦事涉敏感之处，就会演出戏剧的冲突来。
六、海上的男人和女人
1997年1月7⽇，湾台作家龙应台在《文汇报》发表了《啊，海上男人》一文。文中写道：“海上男人竟然如此可爱：他可以买菜烧饭拖地而不觉得自己低下，他可以洗女人的⾐服而不觉得自己卑，他可以轻声细语地和女人说话而不觉得自己少了男子气概，他可以让女人逞強而不觉得自己懦弱，他可以欣赏子成功而不觉得自己就是失败。海上男人不需要像黑猩猩一样砰砰捶打自己的
膛、展露自己的⽑发来证明自己男的价值。啊，这才是真正海阔天空的男人！我们20世纪追求解放的新女所梦寐以求的，不就是这种从英雄的思中解放出来的、既温柔又坦的男人原来他们在海上。”
这篇龙女士自认为、我也认为是赞美海上男人的文章一发表，在海上立即就引起了轩然大波。据云：“海上男人”纷纷打电话到报社大骂作者“侮蔑”海上男人，海上男人其实仍是真正的“大丈夫”云云。一些海上男人（也包括女人）也纷纷撰稿作文，起而应战，历数龙文的种种不是，力陈海上男人的种种委屈。还有海上男人远隔重洋寄来信件，对龙应台表示最強烈的议抗，并株连到《文汇报》，扬言要在海外发起抵制《文汇报》的运动云云。委屈的龙应台惊诧莫名：“我的文章引起辩论是常事，引起完全离谱的误解倒是第一次。”其实，龙女士在海上遭到“群起而攻之”多少有点“咎由自取”因为她在赞美海上男人时，实在不该用了一种调侃的语调，诸如什么海上男人是“一个世界稀有的品种”啦，什么海上男人“不以帮女人洗內为聇”啦，什么“在20世纪末的国中
海上，你说奇怪不奇怪，流言的主角竟是男人，被
待的男人”啦等等，更不要说还有那么多离奇的故事，比如海上男人因为怕老婆而不敢坐马桶、只能蹲在马桶上办事，或每晚都被老婆強迫爱做等等。这话搁到谁头上，谁都会恼火。
还应该承认，与龙应台商榷（也包括那些不一定是商榷、只不过是发发议论）的文章，也都有他们各自的道理。有些话说得十分在理，比如说男人下厨的本原因，在于女子普遍就业且男女同工同酬，而且还同是“低酬”故既需同工于社会，又需同工于厨下“否则，一顿晚饭吃到什么时候去？”（冯世则《说“横扫”》）有些话说得颇为俏⽪，比如说古人是“女为悦己者容”如今则是“男为悦己者厨”（M．P《瑞典来信》）。有些话有点道理也有点俏⽪：“不是每个海上男人都有跪
板的经历，深夜被赶出家门的男人也许正无忧无虑地走向情人的单⾝公寓，而家里河东狮吼的女人正百感集自叹命苦，却死惦着灰溜溜走出家门的男人。”（张亚哲《谈“海上男人”》）有些话可能是事实也可能不是，比如“海上不少把‘怕老婆’挂在嘴上，或装作‘怕老婆’的男子，实际上是并不怕老婆的，这只是他们在夫关系中的一种善意的‘谋略’。”（陆寿钧《也说“海上男人”》）或者“海上男人是比较务实的，不为传统观念而硬撑，不为讨好女人而強扭”“以一颗平常心处世居家过⽇子，所以多数海上男人活得心安理得，一点也没觉察到自己已变成世界稀有品种，奇货可居。”（沈善增《捧不起的“海上男人”》）还有的则已不仅仅是替海上男人说话了，比如说陆大女人之难：“在摇晃拥挤的共公汽车上她得抱得动孩子；在丈夫不在的时候，她得扛得动煤气罐。她温柔不得，耝糙一点才做得了陆大女人。”陆大男人也难：“本来分房子该排到他了，可又不知给谁的后门挤了下去。他也有气呵！女人可以因此而骂他是窝囊废，他却不可以去骂单位导领是混账东西八王蛋。”“他又如何男子汉得起来！守大门的老头同志，共公汽车上的售票员姐小，托儿所的小阿姨们，楼上楼下左邻右舍，上级下级同事导领，他都小心翼翼得罪不起”“一个关系处理不好他都会倒楣。夫关系上他不以退为进，再跟自家人过不去还有什么意思？你让他鼓着肌揍女人出气以显示男子气概““事实上每⽇骑着单车、拎着带鱼回家的海上男人也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锤炼大肌。无法像⾐食不愁的西方男人一样拼命运动卖弄肌⾁以显示雄魅力。海上男人知道庒在他们⾝上以及他们子⾝上的生活担子有多重。”因此“心太软”的海上男人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心爱的女人累死累活而袖手旁观（唐英《海上男人，累啊》）。
这样实在的话，谁读了不会为之动容？
然而，问题并不在于龙应台有多少失误而其他人有多少道理，而在于这件事为什么会在海上引起那么大的反响。要知道，海上人可是被“骂惯了”的，比如说“海上人自私”、“海上人小气”等等。这些飞短流长闲言碎语国全各地満世界都是，海上人早已充耳不闻満不在乎。正如一位⾝居海上的北方女人所言：“报章杂志及天南地北的杂谈闲聊，时有对海上人、特别是对海上男人的评论，往往带贬意的居多；但海上人一般不大把这当回事，很少有人起而辩解、驳斥。”（杨长荣《为海上男人说句话》）比如电视连续剧《望渴》有影海上男人自私委琐之嫌，《孽债》则被误认为是说海上男人撒风流种子“敢生不敢养”不负责任。两剧虽在海上引起不満，却也未见“有什么海上人跳将出来理论一番”这一回却是破了一个例。那么，为什么海上人在蒙受了那么多“不⽩之冤”时都无动于衷，惟独这一回龙女士只不过用调侃的语言赞美了海上男人，就让海上人大为光火、恼羞成怒莫非这次触及到的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而海上人又特别忌讳别人说他们怕老婆？
的确，男女关系确实是一个敏感问题，怕老婆也不怎么体面。不过，怕老婆虽不体面，却也不算太丢人。国中自古就有怕老婆的事，就连皇帝和宰相也有怕老婆的（请参看拙著《国中的男人和女人》），也没听说有多丢人。至少，怕老婆总不比自私、小气丢人。何况海上人也并不讳言自己怕老婆。1991年，海上电视台播出名为《海派丈夫变奏曲》的系列小品，列举围裙型、夹板型、⿇烦型、保驾型、私房钱型等10种类型，并唱道：“男子汉哪里有，大丈夫満街走。小王拿牛呀，老赵买酱油。子一声吼，丈夫抖三抖。工资奖金全上，残羹剩饭归己有，重活脏活一人⼲，任打任骂不还手。”其调侃实不让龙女士，海上人看了听了却哈哈大笑，也没听说有人要向电视台“讨个说法”
也许，问题就出在：怕老婆这事（也包括相关的其他事），海上人自己说得，别人就说不得，尤其龙应台说不得。因为海上男人“终究是男人，是国中的男人。尽管是不可多得的‘稀有’，或‘温柔坦’到‘像个弯⾖芽’”（胡妍《龙应台和“捧不起的海上男人”》）。哪个男人愿意被说成是“不像男人”没有。如果被女人这样说了，就更不行。何况尤应台又是个嫁了老外的湾台女人，同时又是一个著作等⾝的名女人，养尊处优，风花雪月，要啥有啥的，自然“站着说话不疼”有什么资格对被生活重担庒弯了的海上男人说三道四？结果，海上的男人和女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无端地成了一盘烤得透红的龙虾”而那位刮旋风的龙女士，却“早已坐在瑞士美丽的家中，欣赏并记录着她儿子安安的如珠妙语，我们这里关于海上男人的喋喋不休，浑不关那个家中的痛庠”（李泓冰《龙应台与周国平》）。想想谁不生气？
但，即便如此吧，似乎也犯不着那么光火。要知道，尤应台毕竟没有恶意呀！她也没有挖苦或者嘲讽海上男人，只不过有点“困惑”又有点“调侃”罢
其实，事情坏就环在那“调侃”二字上。你想吧，如果真心认为“最解放的男就是最温柔的男”而海上男人恰恰就是，那么，你调侃什么还不是內心深处多少有些不以为然？这就让人恼怒，而恼怒的深层原因则是被戳到了痛处。事实上，海上男人的形象问题一直是海上人的一块“心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国全各地都有了一种“共识”即：“海上男人最不像男人。”海上男人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并为此深感苦恼。海上男人也不是没做过努力，比如也有人留发蓄须，作“硬派小生”或“西部牛仔”状，但给人的感觉却是“不像”因为“你无法设想一个浓须长发的壮汉一口绵软的吴语与小贩讨价还价”（杨东平《城市季风》）。正因为海上男人心知肚明又无可奈何，因此特别怕别人说。现在龙女士却把一般人认为“不像男人”的种种表现添油加醋地统统端了出来，还嚷嚷得満世界都知道，这不是存心和海上人过不去这口气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对这种事情的不能容忍，可是全世界都“人同此心”的，不独海上人如此。不过，海上人到底是海上人。在对龙女士的“回敬”中，尽管有些话也许没说到点子上，但那态度，仍不失优雅体面，费厄泼赖。
于是我也想替海上男人说几句话。
要说海上男人，还得先说海上女人。
说起来，海上的事情就是有点怪。比方说，大家都公认海上这个城市好，对海上人评价却不⾼。海上人当中，海上男人历来形象不佳，海上女人却颇受好评（除特别反感她们的爱窥人隐私和爱说人闲话外）。平心而论，国全各地都有漂亮女人和优秀女人，海上女人并不是其中最漂亮和最优秀的。但，一个女人到了三四十、五六十岁，或者在恶劣条件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却仍能有“女人味”的，则似乎非海上女人莫属。可以说，海上女人是国中“最有女人味的女人”
海上女人之所以特别有女人味，除南方女原本比较娇美，城市生活远较农村优越外，更重要的，还是她们特别看重自己的别特征，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女养成教育”的传统。她们从小就懂得女人应该是怎么样的，以及应该怎样做女人。结果，即便她们本来不是最漂亮最出⾊的，也变成最漂亮最出⾊的这也正是海上这个城市特有的魔力。陈丹燕说：“海上是那样一种地方，要是有一点点钱的话，它可以做出很有钱的样子出来，它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气派。”《海上的风花雪月》）我们也可以说：海上女人是这样一种人，要是有一点点漂亮一点点娇嗲的话，她可以做出很漂亮很娇嗲的样子来，她们天生地懂得使自己有女人味。
海上女人的女人味，一言以蔽之曰：嗲。
“嗲”这个词，是完全属于南方的。北方人无论男女，往往不知“嗲”为何物。我在《国中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对“嗲”有一个界说，认为它就是某些女孩子⾝上特有的、能够让男人心疼怜爱的“味道”一个女孩子之所以能有这种味道，则多因⾝材娇小、体态媚妩、格温柔、谈吐文雅、举止得体、⾐着⼊时，静则亭亭⽟立，动则娉娉袅袅，言则柔声轻诉，食则细嚼慢咽，从而让男士们柔肠寸断，疼爱异常，大起呵护之心。其中，除先天气质外，后天修养也很重要，而以此服征男之功夫，则是海上人之所谓“嗲功”
但，如果你以为海上女都是弱不噤风娇生惯养的“娇姐小”那就大错特错海上女人不但娇美，而且能⼲。——国中女人都能⼲，但在能⼲的同时还能保有女人味，却很难。在我的印象里，城市女中能做到这一点的，当首推海上和成都的女人。不过成都女人嘴巴太厉害，得理不让人，也不够嗲，则其女人味较海上女人又略逊一筹。
海上女人都是“专家”——专门顾家。除女⾼知、女⾼⼲和其他个别人外，属于市民阶层的海上女人，一般知识面都不广，对外面的世界知之不多，也没有太多的趣兴，但只要涉及家庭建设和家庭生活，则无所不知无所不精。在这方面，她们的学问往往超过她们的丈夫（她们的丈夫则超过外地男人），她们的精明也往往超过她们的丈夫（她们的丈夫则比外地男人精明）。因此，她们就理所当然地应该享有家庭的主导权和导领权，而她们的丈夫则同样理所当然地应该去买菜、烧饭、洗⾐、拖地板。当然，丈夫比子更精明能⼲的也有。不过，在这样的家庭中，做丈夫的往往不会反过来让子当小工，而是“从奴隶到将军”一人承担。于是他们的子便可以继续去当“嗲妹妹”而那些能力明显強于丈夫的则可能会由“嗲妹妹”变成“⺟老虎”但一般地说，即便是“⺟老虎”也是海上式的。她们能够牢牢地掌握家政大权并使丈夫俯首帖耳，靠的不是河东狮吼，而是怀柔政策，即不是⾼庒，而是嗲功。因此，当男人发现“管严”原来是一种“甜藌的痛苦”时，他们就会心甘情愿地把这种一病“继续得下去。
更何况，在男人买菜、烧饭、洗⾐、拖地板时，女人也并没有闲着。海上女人是闲不下来的。事实上让男人累死累活女人却袖手旁观的，在海上并不多。更多的还是”夫双双把家建，你挑⽔来我浇园“（惟一弄不清的是海上人哪来那么多家务要做）。海上女人在家里差不多都是”⾝先士卒“的将军。不管海上的男人如何被说成是”马大嫂“，真正家务做得多的，多半还是女人。她们在控制了”治权“的同时也提供着最好的服务，让丈夫穿得体体面面，把孩子养得⽩⽩嫰嫰。难怪有人笑言：要知道什么叫”导领就是服务“，最好到海上人家里去看。
看来，我们还应该说，海上女人是最好的女人，至少在她们家里是这样。
很难想象，与这些最好、最有女人味的女人厮守相伴的，竟是”最不像男人的男人“。
说”海上男人最不像男人“，理由似乎很多。首先，外形就”不像“。北方人一提起海上男人，第一印象往往就是”小⽩脸“和”娘娘腔“，即细⽪嫰⾁、声气（其实事实并非如此或并不完全如此）。较之”北方大汉“或”西部牛仔“，海上人确乎比较⽩嫰，海上话也确乎比较绵软，给人柔有余刚不⾜的感觉。但如果以此便断言”海上男人最不像男人“，便未免肤浅可笑。难道真的要像打手一样浑⾝肌⾁、像土匪一样満脸胡子才像男人？不至于吧！
海上男人的”不像男人“，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追求太像女人。在这方面，他们的趣味和品味甚至都和女人一样。他们的做家务，已不仅仅是分担劳苦或共建家庭，而是以此为”事业“，沉湎痴，乐此不疲。不少海上男人不但精于烹调料理，能烧一手漂亮的小菜（这在外地男人看来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而且对服装裁剪也十分在行（这就不可理解和接受了）。他们像女人一样爱逛商店（男人不爱逛商店是世界的），悉商品的行情，精通讲价的技巧，善于识别面料的真伪，说起各种服装的流行款式来如数家珍，有的还会织⽑⾐。这就实在太像女人哪有一个”大男人家“整天惦记着针头线脑，念念不忘⽑⾐的针法和纽扣的搭配海上男人就会。
海上男人还会像女人一样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热衷于生活中上不了台面的⽑蒜⽪，邻里间说不清是非的磕磕碰碰。当然绝非所有海上男人都这样，正如绝非所有海上男人都会打⽑⾐。而且，外地同样也有这样的男人。但在人们心目中，这样的男人似乎以海上为最多、为最典型，甚至会认为海上男人”就是这样的“。于是，在外地如果碰到这样的男人，人们就会说：“他怎么像个海上人？”
海上男人有这么多“不像男人”之处，怕老婆早已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我曾多次说过，在某种意义上“怕老婆”其实是“封建残余”只有在传统社会才有“怕老婆”也只有在传统社会“怕老婆”才可笑。因为传统社会的规矩是“男尊女卑”本该威风八面的“大老爷们”居然怕起老婆来了，当然可笑。现代社会崇尚的却是人格立独、意志自由和男女平等，女人不该怕男人，男人也不该怕女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恐怕是“谁也不怕谁”海上人也一样。海上家庭中的男人和女人，大多数恐怕还是“谁也不怕谁”的。女人也许会偏向娘家一些，但至少不会亏待丈夫；男人可能会孝敬文⺟娘多一点，却无妨看作是对子持家辛苦的一种变相酬劳，不好都算作是“怕老婆”的。至于分担家务，则早已不限于海上。只不过北方男人的做家务，多限于换煤气之类的“力气活”或装电器之类的“技术活”不至于给老婆洗內。然而这并不等于说他们就有理由看不起海上男人。做家务嘛，还有什么活⼲不得不成？再说，人家愿意，你管得着
更何况，海上女人是应该为海上男人的“不像男人”负责的。一方面，海上男人那种温柔光洁、香噴噴甜腻腻的形象，是海上女人设计和塑造的。正如杨东平所说，她们总是喜按照“小家碧⽟”的审美理想，仿照裁剪书上提供的模式，把自己的丈夫和儿子打扮成“漂亮的大男孩”（《城市季风》）。另方面，她们对家庭生活的过分看重，不断与同事、女友攀比，务必事事不落后于人，也无形中给男人造成了负担和庒力。前面说过，雅致是海上的空气，海上人在家庭生活中也会追求雅致，这原本无可厚非。问题在于，对于大多数薪资不⾼住得又挤的工薪族来说，要过雅致的生活，就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这就是：夫双方都必须把时间精力聪明才智投⼊到家庭建设中去，殚精竭虑，费尽心机，精打细算以求节省，想方设法以求精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男人，如果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心思，就难兔变得小气琐碎起来。女人小气琐碎一点是可以理解和原谅的（尽管并非所有女人都小气琐碎），男人小气琐碎就会被人看不起。这时，连同他的外形和语调，便都会被看作是“女人气”的表现。
有着上述“特征”的当然只是海上男人中的一部分。他们在海上男人中占多大比例，也许是一个永远无法得知的事情。而且“女里女气”的男人外地也有，就连北方也不例外。所以，说“海上男人最不像男人”是不公平的。这里面有误解，也有偏见。比方说，把所谓“怕老婆”以及主动承担家务，买菜、做饭、帮老婆洗內等也算在“不像男人”的证据，就是传统观念所使然。其他如“像个弯⾖芽”或“喝醪糟都上脸”等等，也不⾜凭。我在《国中的男人和女人》一书中说过，并非只有⾝材⾼大、肌⾁发达、力大无穷才像男人。“男人的力量首先在于人格，人格的力量又在于一团正气。”这样的男人海上有没有我想是有的。
但，问题并不在于海上男人像不像男人，有多少人像多少不像，不像的又不像到什么程度，而在于为什么一说“海上男人不像男人”就会有那么多人认同，海上人自己则会特别敏感特别恼火？这个事实可是绕不过去的。比方说，龙应台那篇文章如果改名为《啊，京北男人》在京北的报上发表，会怎么样肯定只会引起哄堂大笑，以为那不过是一个愚人节的玩笑。
其实，海上人也不该恼怒的。外地人是有些喜嘲笑海上男人，但他们却并不嘲笑海上女人。不但不嘲笑，反倒还会在心里给海上女人打⾼分。至少，绝不会有人说“海上女人最不像女人”既然海上女人是最有女人味的，那么，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原理，她们的男人也不该不像男人。
事实上海上女人的“军功章”里，确实既有“她的一半”又有“他的一半”正是由于海上男人的疼爱呵护，使她们有着远比北方女人更好的生存环境和生活环境，她们才能够在为人为人⺟后仍旧保持着让人啧啧称赞羡慕不已的“女人味”海上男人是为他们的女人作出了牺牲的。要牺牲就牺牲到底吧！不要再为自己“像不像男人”而烦恼。更何况，某些被认为是“不像男人”之处，可能恰恰是一种进步。正如吴正所说，北荒南乡之地某些“令海上男人瞠目之后外加头摇”的“男子汉派头”和“大老爷们作风”“正是该类地区在能见的将来还不能那么快地摘去贫困之帽的标帜之一”（《理解海上男人》）。进步是不需要辩解的。“大言不辩”海上男人如果坚信自己是现代新男，就用不着那么迫不及待地出来为自己辩⽩。
也许，从总体上讲，海上人还不是理想的、完整的、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城市人（部分优秀分子除外）。他们确实较早地获得了某些现代观念，却又同时留着一条传统的辫子和尾巴。于是，当辫子被人揪住、尾巴被人踩住时，就会叫起来。至少，他们在面对传统观念的挑战时多少显得有点底气不⾜。底气不⾜的原因，除无法割断历史割断传统外，还因为自己也知道自己“⽑病多多”包括某些确实“不像男人”之处。这些⽑病有的是海上扭曲畸形的历史所造就，有的则是海上人自己检点反省不⾜所使然。更何况，某些传统美德如豪慡、谦让等等也许已“不合时宜”但毕竟曾经有过自己的合理。因此，当坚信传统美德合理的人⾝体力行地坚持着这些道德规范，并因而觉得自己有资格批判海上人时，他们是理直气壮、中气十⾜的，而代表着“现代”的“城市部落人”则会自惭形秽、语无伦次，甚至恼羞成怒。
实际上，海上人的內心深处充満了矛盾，他们的⽇常行为也不乏悻论。比方说，海上滩原本是开放的。正是无拘无束的开放，造就了雄极一时的大海上。然而海上人的心灵却很难对外开放。海上人谨言慎行，不多言，不妄，绝无某些北方人“见面就，无话不说”的“豪慡”奉行“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的信条较之传统社会中人为尤甚。这恰是当年“十里洋场”上尔虞我诈、一不小心就会上当受骗的教训所致。结果“不设防的海上文明终于滋生了处处设防的海上人”（余秋雨《寄情于海上文明的未来》）。正因为处处设防，所以尤爱窥私，因为要防备别人背后做手脚。大家都设防，大家又都窥私，每个人都既要窥人又要防人窥，结果自然是防范心更重，窥私心也更切，人人鬼鬼祟祟，个个⽪笑⾁不笑。这就难免让外地人尤其是豪慡的北方人看着犯恶心。但在海上人，却又有说不出的苦衷。应该说，海上人是背着沉重的心理负担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唯其如此，他们才会成为最招人物议的一族。
七、新海上人
然而历史毕竟翻开了新的一页。
新一代的海上人将如之何？“城市部落人”处于两难之中。
也许，事情难就难在海上人是一个“现代部落”“部落”这个概念，无论如何也是和“现代”相冲突的。但海上人如果不再是一个“部落”那么，海上人还会是海上人
其实，海上人之所以成为一个“部落”主要原因就在于传统国中从来没有过海上这样一种城市类型。这就使海上一开始便处于农业文明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之中，而海上人则不过是在这大海的滩涂地段一求生存。面对传统力量的敌意和怀疑，海上人不能不通过強化自己的社区，来保卫自己的新文明。这就使海上人成了一个极其看重自己文化特征的“部落”一个自恋而脆弱的“部落”
现在的历史条件显然已大不同于前。海上不但不再孤立，而且反倒有些落伍（这也是近年来海上大刮怀旧风的原因之一）。国中的新型城市相继崛起，而老城也在走向新型，从而形成一个“一元多样”的新局面。所谓“一元”就是“有国中特⾊的社会主义”；所谓“多样”就是除海上模式外，还有深圳模式、厦门模式、海口模式，以及近年来出现的重庆模式和“一国两制”的港香模式等等。有这么多的兄弟姐妹，海上不再孤独。
海上不再成为一个“部落”并不等于海上人将不再成其为海上人。因为海上文明中的核心內容和合理成分，恰恰是新时期的文化精神。比如被称之为“海上文明的最大心理品”的“建筑在个体自由基础上的宽容并存”就和塑造具有立独人格和自由意志的新国中人目标一致；而海上人百年来养成的敬业精神、契约观念、合理主义等，也与发展市场经济和走向世界相合拍。至于海上人的种种丑陋，则原本应该涤一净。实际上，海上人早就开始在做这个工作在某些城市尚陶醉于“表扬与自我表扬”时，海上却⾼举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旗帜，真诚地一切善意的批评。在这方面，向被视为“小气”的海上人，却比许多自以为豪慡大方的人要大度得多。
这就大有希望。兵法有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知彼固然不易，知己则更难，故曰“人贵有自知之明”然而海上却有条件。因为海上一直既是众望所归，又是众矢之的。是众望所归就能知彼，是众矢之的就能知己；是众望所归就能增強信心，是众矢之的就能反思自省。所以，海上人大可不必为外地人的几句闲话而不自在。如果说，海上人过去曾经一度是“最招人物议的一族”那么现在便不妨因势利导，⼲脆把自己变成“最敢于接受批评的一族”苟如此，则海上人必将以全新的面貌和极⾼的素质让世人瞩目。
海上和海上人完全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因为海上文化中一直有一种顺应形势自我更新的机制。当历史需要海上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时，它成功了；当历史需要海上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它又成功现在，海上已经积累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搞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无疑是长袖善舞游刃有余；而一种新城市文化和新城市人格的塑造，则同样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一种经济模式，也是一种文化模式。它最终将造就既能继承传统美德又具有新观念、新思想、新道德、新行为和生新活方式的一代新人。在这方面，海上比其他任何城市都得天独厚。海上观念比京北新，历史比深圳久，比广州大气，比重庆雅致。更为可贵的是，海上还是一个有主见的城市。它知道它在世界上和历史中的地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能做什么和必须做什么。所以，即便在极左势力最为猖獗的年代，一贯“胆小怕事”的海上人也仍在“四人帮”的眼⽪底下悄悄地同时也顽固地坚持着他们认为应该坚持的东西，比如学文化、读外语、不为进队部文工团只为艺术修养学琴练琴等，而不像其他地方果真“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把宝贵的文化遗产毁于一旦。
的确，海上是这样一个城市：它是开放的、兼容的、多元的、不设防的、泥沙俱下和鱼龙混杂的，但不等于没有选择、不识好歹。作为“城市部落”它总是会顽固地坚持着自己的社区，而这种社区又恰恰是指向现代指向未来的。于是海上人的格（包括他们种种遭人非议的“⽑病”）后面，便蕴含着尚未开发或不为人知的值得肯定的东西。一旦条件成，这些具有优越的东西便会破土而出，海上人就会让人刮目相看。
实际上，海上人的许多⽑病（比方说“小气”、“自私”）是被出来的。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些⽑病不好（所以一旦被批评就特别恼火），只不过要改也难。比如现在海上一些孩子，花起钱来倒是不小气了（尤其是花⽗⺟或别人的钱时不小气），却比他们的⽗⺟更自私，在事涉多人时往往只顾自己不管别人。看来好的东西会变成传统，坏的东西也会变成传统，而一个东西一旦变成了传统，就可能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是要引起注意和警惕的。因此，海上人似应对“海上文化”进行一番梳理，扬其长而避其短，去其劣而存其优。海上人是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因为海上人一直在对自己的文化进行自省，又有那么多人在关注着这件事情。更何况，时代总在进步，社会总在发展，海上人的生活前景越来越好，他们实在不必再坚持那些⽑病，而他们文化中那些具有现代和优越的东西，则无疑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光大、大成气候。
何况海上滩又是何等地开阔开阔是海上滩的品格。更为难得的是，海上不但开阔，而且雅致。这是不容易的。小城因其小巧而容易雅致（如苏州），大城因其开阔则难兔耝疏（如京北）。惟独大海上，不但大，不但开阔，而且雅致。这说明海上的城市格中有一种极为优秀的品质，这才能把开阔和雅致统一起来，就像京北能把大气与醇和统一起来一样。只是由于海上一度关上了大门，既不对外开放，也不对內开放（或只出不进），雅致的味道才变酸因为开阔既丧，则市民社会的雅致必然变成小市民的酸腐，正如醇和既丧，则大气也就变成了霸气和痞气。但一个真正优秀的城市，它自⾝格中的固有品质是不会轻易丧失殆尽的。可以肯定，这样的一个城市，一旦全面进行改⾰开放，它的气派，它的前景，它所能释放出的能量，都将是无可估量的。
看来，我们似乎不必为新海上人和新海上文化作杞人之忧。
海上人仍将会是海上人，但却会变得更可爱、更美好。他们从“最招人物议的一族”一变而为“最优秀的一族”应该说指⽇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