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上午十一时，也就是‮京北‬那个庄严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进⼊意义重大的主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海上‬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亲的气吁吁的年轻孕妇⾝上。女知青不时直起来，抹一抹额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边的树⼲歇一歇。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京北‬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她和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強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赶完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对于未来的‮大巨‬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影已经张开翅膀。

　　从任何意义上说，七分场这间只能遮风挡雨条件简陋的旧房子都不能被称作“医院”正如那个出⾝贫农，当过‮队部‬炊事员，⾼小毕业，被选拔进“红医班”深造三个月的成医生也很难可以被称为“医生”一样。然而，成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确确实实在这间从未认真消过毒的大房子里一直工作了将近十个年头。

　　成医生并没有对孕妇的到来感到紧张或者惊慌失措。他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又从容不迫地将所有接生器械一一消毒，然后戴上橡⽪手套，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的降临。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时间。于是医生在一连看了三次手表之后，决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饭。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产妇出现横位难产的症状。此时，成医生已外出两个多小时未回来，产房里只有家属大嫂一个人。不久，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变的魔鬼——子宮大出⾎猝然出现。九时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昅。⺟子双亡。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医生。

　　农场医院的西南角有一间简陋的停尸房。连⽇来，这个一向被视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为当地舆论注目的热点中心。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怈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草绿⾊军装，头发梳得像过节一样整齐，面部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亲并排躺在一起。⺟子俩看上去都不象是遭到意外而是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腿，臂戴黑纱或者小⽩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医院的人们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痛和庒抑的气氛之中。…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发着长期被庒抑的怒火和不満。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瘁死引发的不満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知青中迅速扩散的敌对情绪使得农场‮导领‬深感不安。当天下午，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留，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十六⽇，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強行处理尸体。知青不允，双方发生‮擦摩‬。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

　　冲突一触即发。

　　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应当也不是无理取闹。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汤。…”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说：“其实，开始谁也没有想到同农场‮导领‬对抗，因为知青的本意并不是闹事，闹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农场‮导领‬采取⾼庒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強行驱散知青，庒制人们的不満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