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节

　　一九六二年的八月十四⽇，我们迁居⼲面胡同新建的宿舍，有四个房间，还有一间厨房、一间卫生间（包括厕所和澡房），还有一个台。我们添买了家具，住得宽舒了。

　　“三年困难”期间，钟书因为和洋人一同为英译⽑选定稿，常和洋人同吃⾼级饭。他和我又各有一份特殊供应。我们还经常吃馆子。我们生活很优裕。而阿瑗辈的“年轻人”呢，住处远比我们原先小；他们的工资和我们的工资差距很大。我们几百，他们只几十。“年轻人”是新‮国中‬的知识分子。“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和“年轻人”生活悬殊“老先生”未免令人侧目。我们自己尝过穷困的滋味，看到绝大多数“年轻人”生活穷困，而我们的生活这么优裕心上很不安，很抱歉，也很惭愧。每逢运动“老先生”总成为“年轻人”批判的对象。这是理所当然，也是势所必然。

　　我们的工资，冻结了十几年没有改变。所谓“年轻人”大部分已不复年轻。“老先生”和“年轻人”是不同待遇的两种人。

　　一九‮四六‬年，所內同事下乡四清，我也报了名。但我这“老先生”没批准参加，留所为一小班“年轻人”修改文章。我偶尔听到讥诮声，觉得惴惴不安。

　　一九六三年钟书结束了英译⽑选四卷本的定稿工作，一九‮四六‬年又成为“⽑主席诗词翻译五人小组”的成员。阿瑗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到大兴县礼贤公社四清，没回家过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回校。一九六五年九月又到山西武乡城关公社四清，一九六六年五月回校；成绩斐然，随即由工作队员蒋亨俊（校方）及马六孩（公社）介绍“火线⼊”

　　什么叫“火线⼊”她也说不清，我也不明⽩。反正从此以后，每逢“运动”她就是“拉⼊內的⽩尖子”她工作认真尽力是不用说的；至于四清工作的繁重，生活的艰苦，她直到十多年后才讲故事般讲给我听。当时我支援她的需求，为她买过许多年画和许多花种寄去。她带回一⾝虱子，我帮她把全部⾐服清了一清。

　　阿瑗由山西回京不久“文化大⾰命”就开始了。山西武乡城关公社的学校里一群⾰命小将来京串联，找到钱瑗老师，讨论如何揪斗校长。阿瑗给他们讲道理、摆事实，说明校长是好人，不该揪斗。他们对钱老师很信服，就没向校长“闹⾰命”十年之后，这位校长特来‮京北‬，向钱瑗道谢，谢她解救了他这场灾祸。

　　八月间，我和钟书先后被⾰命群众“揪出来”成了“牛鬼蛇神”阿瑗急要回家看望我们，而她属“⾰命群众”她要回家，得走过众目睽睽下的大院。她先写好一张大字报，和“牛鬼蛇神”的⽗⺟划清界线，贴在楼下墙上，然后走到家里，告诉我们她刚贴出大字报和我们“划清界线”———她着重说“思想上划清界线”！然后一言不发，偎着我贴坐⾝边，从书包里取出未完的针线活，一针一针地。她买了一块人造棉，自己裁，自己，为妈妈做一套睡⾐；因为要比一比⾐袖长短是否合适，还留下几针没有完工。她完末后几针，把⾐叠好，放在我⾝上，又从书包里取出一大包爸爸爱吃的夹心糖。她找出一个玻璃瓶子，把糖一颗颗剥去包糖的纸，装在瓶里，一面把一张张包糖的纸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蔵⼊书包，免得⾰命群众从垃圾里发现糖纸。她说，现在她领工资了，每月除去饭钱，可省下来贴补家用。我们夫双双都是“牛鬼蛇神”每月只发生活费若⼲元，而存款都已冻结，我们两人的生活费实在很紧。阿瑗強忍住眼泪，我看得出她是眼泪往肚里咽。看了阿瑗，我们直心疼。

　　阿瑗在⾰命阵营里是“拉⼊內的⽩尖子”任何⾰命团体都不要她；而她也不能做“逍遥派”不能做“游鱼”‮国全‬大串联，她就到了⾰命圣地延安。她画了一幅延安的塔寄给妈妈。“文化大⾰命”结束后，她告诉我说，她一人单⼲，自称“大海航行靠舵手”哪派有理就赞助哪派，还相当受重视。很难为她，一个人，在这十年“文化大⾰命”中没犯错误。

　　我们几个月后就照发工资，一年之后，两人相继“下楼”———即走出“牛棚”但我们仍是最可欺负的人。我们不能与強邻相处，阿瑗建议“逃走”；我们觉得不仅是上策，也是惟一的出路。我们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九⽇逃到北师大，大约是下午四时左右。

　　我们雇了一辆三轮汽车（现在这种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到达北师大。阿瑗带我们走⼊她‮生学‬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她掏出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出来招呼钱瑗。我们还没走进她那间寒脏的房间，楼道里许多人都出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出援助之手。被子、褥子、枕头，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精、煤炉子、煤饼子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暖，放下东西，准备舀⽔擦拭尘土。

　　我忽然流起鼻⾎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四楼，推说要洗手，急奔四楼。钟书“拙手笨脚”地忙拿了个小脸盆在楼道一个⽔龙头下接了半盆⽔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不够，急奔四楼。只听得阿瑗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感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为我着急。我在四楼盥洗室內用冷⽔冰鼻梁，冰脑门子，乘间洗净了⾎污的手绢。鼻⾎不流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瑗的房间里。

　　阿瑗见我进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啊呀！不好了！大暴露了！”她的屋里那么脏又那么，做梦也没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里来收拾。

　　我爱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我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

　　阿瑗这间宿舍，有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同屋的老同学都已分散。她毕业后和两个同事饭后在这里歇午，谁也顾不到收拾。目前天气寒冷，这间房只阿瑗一人歇宿。书架上全是灰尘，底下全是七八糟的东西。阿瑗是美工组成员，擅长调颜⾊。她屋里的一切碗、碟、杯、盘，全用来调过颜⾊，都没有洗。我看了“大暴露”乐得直笑，鼻⾎都安然停止了。

　　我们收拾了房间，洗净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厨房，我们也生上煤炉。晚饭前，阿瑗到食堂去买了饭和菜，我加工烹调。屋里在沿墙，中间是拼放的两对桌子。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融融，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的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感，心上轻松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子虽然寒冷，我们感到的是温暖。

　　将近冬至，北窗里的风愈加冷了。学校宿舍里常停电。电停了，暖气也随着停。我们只有随⾝⾐服，得回家取冬⾐。我不敢一人回去，怕发生了什么事还说不清。我所內的老侯是转业军人，政治上过硬，而且⾝⾼力大。我央他做保镖陪我回家去取了两大包⾐物。他帮我雇了汽车，我带着寒⾐回师大。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小红楼。他的华侨朋友出国了，刚从小红楼搬走，把房子让了给他。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比‮生学‬宿舍好。那位同事知道我们住一间朝北宿舍，就把小红楼的两间房让给我们，自己留住原处。

　　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光很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边还有些学校的家具，如和桌子椅子等。原有一个大立柜搬走了，还留着柜底下一层厚厚的积土。我们由阿瑗朋友处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用品都得搬过去。搬家忙，可怜的钟书真是“劳动态度好”他别处揷不下手，就“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尘。连⽇天寒，他已着凉感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

　　他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觉睡‬，得用许多枕头被子支起半⾝，有时甚至不能卧，只能満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鸣放”前的头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道上的小医院。医生给点药吃，并不管事。他哮病发，呼昅如呼啸。我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师大的校医院和小红楼很近。阿瑗带我们到校医院去看病打针。可是他病的相当重，虽吃药打针，晚上还是呼啸。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暖气。我回⼲面胡同取来的冬⾐不够用。有‮夜一‬，他穿了又重又不暖和的厚呢大⾐在屋里満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得立即跳起来。我摸着他的手，他随即捏捏我的手，原来他是乏极了，打了个盹儿，他立刻继续呼啸。我深悔闹醒了他，但听到呼啸，就知道他还在呼昅。

　　一九七四年的一月十八⽇下午，我刚煮好一锅粥，等阿瑗回来同吃晚饭。校內“批林批孔”运动正值⾼xdx嘲。我听到钟书的呼啸和平时不同，急促得快连续不上了。多亏两家邻居，叫我快把“爷爷”送医院抢救。阿瑗恰好下班回来，急忙到医院去找大夫，又找到了校內的司机。一个司机说，他正要送某教师到北医三院去，答应带我们去抢救病人。因为按学校的规则，校內汽车不为家属服务。

　　我给钟书穿好⾐裳、棉鞋，戴上帽子围巾，又把一锅粥严严地裹在厚被里，等汽车来带我们。左等右等，汽车老也不来。我着急说：“汽车会不会在医院门口等我们过去呀？”一位好邻居冒着寒风，跑到医院前面去找。汽车果然停在那呆等呢。邻居招呼司机把车开往小红楼。几位邻居架着扶着钟书，把他推上汽车。我和阿瑗坐在他两旁，另一位病人坐在前座。汽车开往北医三院的一路上，我听着钟书急促的呼啸随时都会停止似的，急得我左眼球的微⾎管都渗出⾎来了——这是回校后发现的。

　　到了医院，司机帮着把钟书扶上轮椅，送⼊急诊室。大夫给他打针又输氧。将近四小时之后，钟书的呼昅才缓过来。他的医疗关系不属北医三院，抢救得命，医院就不管了。钟书只好在暖气片的木盖上躺着休息。

　　送我们的司机也真好。他对钱瑗说：他得送那位看病的教师回校，钱老师什么时候叫他，他随叫随到。钟书躺在宽仅容⾝的暖气片盖上休息，正是‮夜午‬十二点。阿瑗打电话请司机来接。司机没有义务大冬天半夜三更，从上起来开车接我们。他如果不来接，我们真不知怎么回小红楼。医院又没处可歇，我们三人都饿着肚子呢。

　　裹在被窝里的一锅粥还热，我们三人一同吃了晚饭，钟书这回不呼啸了。

　　校医室也真肯照顾，护士到我们家来为钟书打针。经校医室诊治，钟书渐渐好起来，能起卧在躺椅里，能由我扶着自己到医院去请护士打针。

　　我们和另两家合住这一组房子，同用一个厨房，一间卫生间。一家姓熊，一家姓孟。平⽇大家都上班或上学。经常在家的，就剩我们夫妇、孟家一个五岁多的男孙、熊家和她的小孙子。三餐做饭的是老熊和孟家主妇（我称她小常宝），还有我。我们三个谈家常或流烹调经验，也互通有无，都很要好。孟家小弟成天在我们屋里玩。熊家小弟当初只会在上蹦，渐渐地能扶墙行走，走⼊我们屋里来。

　　那时的钟书头发长了不能出去理发，満面病容，是真正的“囚首垢面”但是熊家小弟却特别垂青，进门就对“爷爷”笑。钟书上厕所，得经过他们家门口。小弟见了他，就伸出小手要爷爷抱。钟书受宠若惊。熊家常安慰我说：“瞧！他尽对爷爷笑！爷爷的病一定好得快。”

　　可是熊家警觉地观察到钟书上厕所走过他家时，东倒西歪。房子小，过道窄，东倒西歪也摔不倒。熊家叫我注意着点儿。钟书已经抢救过来，哮明显地好了。但是我陪他到医院去，他须我扶，把全⾝都靠在我⾝上，我渐渐地扶不动他了。他躺在椅里看书，也写笔记，却手不应心，字都歪歪斜斜地飞出格子。渐渐地，他⾆头也大了，话也说不清。我怕是他脑子里长了什么东西。校医院的大夫说，当检查。

　　我托亲友走后门，在‮京北‬两个大医院里都挂上了号。事先还费了好大心思，求附近的理发店格外照顾；钟书由常来看顾他的所內年轻人扶着去理了发。

　　钟书到两个医院去看了病，做了脑电图。诊断相同：他因哮，大脑⽪层缺氧硬化，无法医治，只能看休息一年后能否恢复。但大脑没有损伤，也没有什么瘤子。

　　我放下半个心，悬着半个心。钟书得休养一个时期。那时候，各单位的房子都很紧张。我在小红楼已经住过寒冬，天气已经回暖，我不能老占着人家的房子不还。我到学部向文学所的小战士求得一间办公室，又请老侯为我保驾，回家取了东西，把那间办公室布置停当。一九七四年的五月二十二⽇，我们告别了师大的老年、中年、幼年的很多朋友，迁⼊学部七号楼西尽头的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