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如果我告诉您，我现在枕着一圈大蒜头觉睡，我虽是无神论者，却在戴着一个项链，上面有金⾊的十字架坠子，您是否不会感到那么困惑？当然，我没有这样做，但如果您愿意，您尽可以去想象那些各式各样的护⾝符。在智力上，在心理上，它们都其对等物。至少，我⽇夜坚守着后者。
让我继续讲述我的研究：是的，我去年夏天改变了我的旅行计划，到了伊斯坦布尔。促使我改变行程的是一张羊⽪纸。我跑遍牛津大学和伦敦，寻找所有与我那本神秘的空⽩书上那个德拉库拉有关的资料。为此我做了一捆的笔记。
在我离开希腊出发的前夜，我真地是想要放弃这毫无意义的研究，事实上，就在我把⼲净的衬⾐和旧太
帽放进旅行包时，我还突然有了一种要向命运低头的感觉，我几乎就要放弃所有这一切了，就在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
然而，我做事总喜
抢在时间的前面，所以那天我在觉睡起来去赶早班火车之前还有点儿时间，最后一次去图书馆的珍本室，它到九点才关门。那里有份档案我想碰碰运气（尽管我怀疑它会给我的研究带来光明）。在奥斯曼这一词条下有份材料我觉得刚好是属于弗拉德·德拉库拉生活时期的，我看到那里所列的文献大都是中世纪到十五世纪晚期的。
我毫不费劲地找到放在盒子里的文件，里面有四、五份被平整了的、不长的羊⽪纸卷，是奥斯曼人手工制作的，都是十八世纪捐献给牛津大学的礼物。每卷上标的都是阿拉伯文。文献最前面的英文介绍显示里面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我叹了口气，把那些羊⽪纸放回到盒子里去，这时，最后一卷的背面上有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份简短的清单，是萨拉热窝和斯科普里呈送苏丹的官文，背面是一通随意的涂画，古老的涂画，好像是一张开支的清单——买的东西都记录在左边了，价格写在右边，用的是一种我看不明⽩的货币单位。“献给苏丹五百头山狮，45，”我绕有趣味地念道。“献给苏丹两
金宝石
带，290。两百张羊⽪，89。”看到最后一条，我手里捧着羊⽪纸，不噤⽑骨悚然：“龙之号令的地图和军事记录，12。”在它下面标有一个几乎要被抹去的年份，却烙印在我脑海里的：1490年。
我记得，1490年龙之号令已经被奥斯曼帝国击垮。据传说，这时弗拉德·德拉库拉已经埋在斯纳戈夫湖有十四个年头了。和那些宝石带和羊⽪相比，龙之号令的地图、记录材料或者它的秘密实在是便宜。也许它们是商人最后顺手买来的，这里的这个商人是不是一个巴尔⼲旅行者，能写拉丁文，会说一点斯拉夫语或者从拉丁文衍生的某种方言？不管他是谁，我都祝福他脚下的尘土，因为他记下了这些开支。
我走去服务台，管理员在检查一个菗屉。“对不起，”我说。“你们这里是否有按国别分类的历史档案目录？比如说，土耳其的档案？”
“我知道您在找什么，先生。大学和博物馆有这样的清单，但肯定不完整。我们这里没有，但中心图书馆的服务台可以给您。他们早上九点开门。”
我记得去伦敦的火车十点零四分才开。我只要大约十分钟就可以研究所有的可能
。如果在这些可能当中出现了苏丹迈米德二世或者他的继任者的名字——那么，我也不一定非要急着去看希腊的罗德斯雕像。
非常痛苦的，
巴托罗米欧·罗西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1930年12月13⽇
时间好像在那个⾼穹顶的图书馆大厅停滞了，尽管我周围人流如故。我读完了整封信。那一叠下面还有四封。我正在考虑是否要收起所有的东西回家继续看，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士走过来，坐在了桌子对面的椅子上。我看到那女人手里拿着的书。她在翻阅书的中间部分，手边放着笔记本和笔。我惊讶地看了看她的书名，又看了看她，然后再看看她放在旁边的一本书。然后，我继续盯着她的脸。
这是一张年轻的脸，但又好像略为显老，眼角有点皱纹，就像我自己早晨在镜子里看到的一样，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不知疲倦、拚命工作的人。于是我知道她一定是个研究生。在这寻求种种知识的地方，她读的书——我又看一眼，又一次惊讶不已——是《喀尔巴阡山记的》，而她深⾊套头衫袖子庒的是布兰·斯托克的《德拉库拉》。
“对不起，”我连忙说。“您的书——我是说，您在读的这本书——很昅引人。”
她不理会我，耸了耸眉⽑，眼睛还是盯在摊开的书上。
“您瞧，我也是在研究同一个课题，”我坚持说。她的眉⽑弯得更⾼了。但我指了指眼前的这些文件。“不，也不算是。我不过一直在读关于——”我看了看眼前这一堆罗西的文件，突然住了口。她那轻蔑的斜视让我的脸开始热了起来。
“德拉库拉？”她讽刺地说。“您那一堆好像是第一手资料啊。”她讲话口音很重，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
我换了一种策略。“您读这些纯粹是好玩吗？我的意思是，为了乐娱？还是您在从事这一研究？”
“好玩？”她没有关上书，也许她在想方设法打击我。
“呃，这个话题非同寻常，如果您在研究喀尔巴阡山的话，那您一定对这个课题有浓厚趣兴了。”我没有说得太快，这是我从硕士答辩以来养成的习惯。“我自己也正要打算去看那本书呢。事实上，是那两本。”
“真的？”她说。“为什么啊？”
“这个嘛，”我冒险说道。“我从——从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找到这些信——它们提到了德拉库拉。他们讲的是关于德拉库拉的事。”
她的目光中开始流露出一点趣兴，放松的势姿中显出一种男的自得。我突然想到，这个势姿我看过上百次了。我是在哪里见过的呢？
“那些信里讲的是什么呢？”她用低沉的外国口音问我。
“我在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工作——那个人现在有些⿇烦，二十多年前他写了这些信。他把我
给了我，希望我也许可以做点什么帮他摆脫眼下的——处境——目前这种处境——和他的研究——我的意思是他以前研究的课题有关。”
“我明⽩了，”她冷冷而有礼地说。然后，刻意但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收拾她的书。现在她拿了自己的提包要走了。她和我想象的差不多⾼，宽肩，有点儿结实。
“您为什么在研究德拉库拉？”我绝望地问道。
“我想这和您没有任何关系，”她简明扼要地告诉我，转过⾝去。“但我在准备一次旅行，尽管一时还没确定什么时候走。”
“去喀尔巴阡山？”我突然觉得，在这场谈话中，我成了个喋喋不休的人。
“不。”她轻蔑地把答案抛给我。“去伊斯坦布尔。”
“天啊，”⽗亲突然对着充満鸟语的天空祈祷起来。最后一批燕子都飞过我们头顶回家了。又一次，⽗亲的故事中断得太快了。
“看，”⽗亲说，从我们坐的地方直指向前。“我想那就是圣马修修道院了。”
我顺着他的手往那黑黝黝的群山瞧去，发现上面有个地方，灯光微弱但平稳。旁边没有其他灯亮着，这说明附近没有住人。俨然一块大黑布上的一点亮光，⾼悬在那里，但又不是在顶峰——它悬挂在城市和夜空之间。“是的，我想那肯定就是修道院。”⽗亲又说了。“我们明天要真正爬山了，即使我们走大路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