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那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二〇〇三年四月十七⽇，到“新闻调查”的第一天，晚上大概九点，我给制片人张洁打了一个电话：“我来报到。”
张洁说：“我们正在开关于非典的会。”
我说：“我想做。”
我已经憋了很长时间。之前几个月“非典型肺炎”已被频繁讨论。最初，媒体都劝大家别慌，但到了四月，我家楼下卖煎饼的胖大姐都沉不住气，车把上挂着一塑料袋板蓝
，见了我从自行车上一脚踩住，问：“你不是在电视台工作吗，这事到底怎么着啊？”我哑口无言。⼲着急参与不进去，闷闷地想，将来我要有个孩子，他问我：“妈，非典的时候你⼲嘛呢？”我说：“你妈看电视呢。”这话实在说不出口。
挂了张洁电话，机手扔在沙发上，我又拽过来给他发了条信短：“我现在就去好吗？”没等他回，我电话打过去：“十分钟后到。”
一推开门，一屋子人，热气腾腾，跟新同事也来不及寒暄，直接问：
“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情况？”
“不知道。”
“那怎么做？”
“去现场。”
这个栏目的口号是“探寻事实真相”
当天晚上开会还在说要采访卫生部长张文康、京北 长市孟学农，但谁也联系不上。大家说，那就去医院吧。那时候都没防护意识，也没有防护服，办公室姚大姐心疼我们，一人给买了一件夹克，滑溜溜的，大概觉得这样病毒沾不上。我分到一件淡⻩的。
台里的办公区也发现了疑似病例，为防止蔓延，制作和播出区的人员已尽可能减少，宁可重播节目以保全安。正式的选题程序暂时中止，这时候进不进去现场，请示也只能让上司为难，我们几个自己商量着来。去跟京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人
：“让我们进去吧。”
负责人看看录音杆：“这个⽑茸茸的东西不能进。”
“那好，录音师不进。”
他再看像摄机：“这个没办法消毒，也不行。”
“那…像摄也不进。”
所有机器都不能带。
“那让我进去，我可以消毒。”我说“给我别一个麦克，别在⾐服里面。”
“有意义吗？”
我们跟着一位流行病学调查员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
科医院，穿了他们的防护服。病区不在楼里，是一排平房。玻璃门紧闭，没人来开。调查员走在我前面，手按在门上，用了下劲，很慢地推开，留了一个侧⾝进去的
。后来主编草姐姐说，进门之前，我回头向同事招招手，笑了一下，她在编辑台上一遍遍放慢看过，但我自己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门推开的那一刻，我只记得眼前一黑。背
的过道很长，像学校的教室长廊，那一凉，像是⾝子忽然浸在⽔里。过道里有很多扇窗子，全开着，没有消毒灯，闻不到过氧乙酸的味道，甚至闻不到来苏⽔的味儿——看上去开窗通风是唯一的消毒手段。
病房的木门原是深绿⾊，褪⾊很厉害，推开时“吱呀”一声响。一进门就是病
的尾，一个老人躺在上，看上去发着⾼烧，脸上烧得发亮，脖子肿得很耝，脸上的⾁都堆了起来，眼睛下面有深紫⾊的半月形，呼昅的时候有一种奇怪的⽔声。
“哪儿人？”调查员问。
“哈尔滨。”很重的东北口音。
“家里人？”
“老伴。”
“电话？”
“她也得了，昨天去世的。”说到这儿老人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整个上半⾝动耸着，痰卡在喉咙深处呼噜作响。
我离他一米多远，想屏住，却在面罩后面急促地呼昅起来。口罩深深地一起一伏，贴在我的鼻子上，快昅不上气来。背后就是门，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体不受控制，脚往后缩，想掉头就走。
那个三十多岁的调查员，站在头一动不动。他个子不⾼，离老人的脸只有几十公分，为不妨碍在纸上记录，他的眼罩是摘掉的，只戴着眼镜。等老人咳嗽完，他继续询问，声音一点儿波动都没有。
整整十分钟，我死死盯着他，才有勇气在那儿站下去。
离开的时候，我看到另一张病上的小伙子，脖子上绑着一个痰巾，上面有一些秽迹，小腿露在被子外面，全是曲张的静脉。我们走过的时候，他连看都不看一眼。我停下来看他。他没有昏
，眼睛是睁着的，只是什么表情也没有。⽇后，我在很多绝望的人脸上看过同样的空⽩。我想跟他说几句话，调查员举手制止了。
这时，我才发现直觉里的诡异之感来自何处——整个病区里只有三个病人，没有医生，没有护士，没有鞋底在⽔泥地上的擦摩声，没有仪器转动的声音，没有金属托盘在什么地方叮当作响，这个病区没有任何声音。
科医院当时没有清洁区和污染区。出来后，我们站在门外边的空地上脫隔离服，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只能站着脫。我单脚跳着往下扒拉鞋套，踩在
子上差点摔倒。抬头，才发现像摄陈威正拿机器对着我，红灯亮着，我才想起来得说点儿什么。边想边说我看到的情况，结结巴巴，没人怪我，包括我脸上口罩勒的一道一道滑稽的印子。
“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京北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四月二十⽇的新闻发布会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隔离。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我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一岁，我小孩才一岁。”
医生都是跑上车的，我们也只好跟着跑，镜头抖得像灾难片。“趁着天亮，快！快！”他们喊。
上了车，他们都不说话，手腕一直弯着向后反扣，系口罩。系好了，过一会儿，松开，再系，系得更紧一点。
车开到国中农业大学宿舍楼底下，之前有病人住过这里，两个穿墨蓝西装的物业在等着接应，看见一大车全副武装的人下来都傻了。医生给他们手里塞了口罩：“戴上。”他们木然着，以绝对服从的姿态戴上，一人戴两个蓝口罩，庒在一起。其中那个胖子，不知道从哪找了一个⽩⾊护士帽戴着，有一种让人恐惧的滑稽。
病人的房间在二楼，防疫消毒人员上了楼，没有敲门，先拿噴雾器往门上噴，声音很大。房里的人打开门，看见一群通⾝雪⽩的人，一声尖叫“咣”给关上了。门被叩了几下，从里头瑟缩地打开，噴雾器比人先进去，印花格子被子上，墙上张曼⽟的画像上，红粉⾊兔子上…过氧乙酸的雾体漫天飘落下来，掉进桌上热气腾腾的方便面桶里。
后来我发现，人在那样的状况下，通常不是哭或者抗拒。一个女生隔着桌子，茫然地把一张火车票递给我：“我今天下午回家的票…能给我退了么？”我不知怎么办，把票接过来，又放在桌上。
临走的时候，她们本能地想跟着出来。门缓缓带上，我看见她们的脸重重地往下扯着，眼看就要哭出来。那个有一岁小孩的医生又走了进去，安慰她们。我在门口等着她，她出来的时候大概知道我想问她什么，说：“我也是⺟亲。”
那时候我才能回答陈虻的问题——当一个人关心别人的时候，才会忘记自己。
到七二一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护士冲过来，飞奔着跑向卫生院的消毒车。一个四十多岁、戴金丝眼镜的男医生拍着车前盖，泪流満面：“府政去哪儿了呀？怎么没人管我们了呀？”
去消毒的是海淀区卫生院一个刚毕业的小伙子，他把手放在这个医生肩膀上，拍了拍：“拿桶⽔来。”小伙子把过氧乙酸沿着塑料桶沿慢慢倒进⽔里，打开背上的噴雾器，齿轮低声闷响，转动，他说：“让开一下。”噴嘴处无⾊的⽔破碎成细小的雾滴，被气流吹向远处。
“以后就这样用。”他说。旁边的人点点头，镇静下来。
但是重症病房他只能一个人去，我们的镜头也不能再跟。
我给他提了一下淡⻩⾊的啂胶手套，往袖子上箍一箍——他的手套太小了，老滑下来露出一小段腕子。他看着我。我们不知道对方叫什么，都穿着防护服，只能看到对方的眼睛。
他说：“五一后才是⾼峰，小心。”
他孤零零，背着噴雾器拐过一个弯，不见了。
二〇〇三年五月，京北东城区草厂东巷，一名医务人员正在等待接受一名“非典”疑似患者。（CFP图片）
五一前，能走的人都走了，因为传说京北要封城。还有人说，晚上机飞要洒消毒
。京北像一个大锅，就要盖上了。人们开始抢购食物。我回不了家，只有我妹一人，她在超市里挤来挤去不知买什么好，找到一箱
蛋扛回家。
好像“轰”一声，什么都塌了，工作停了，学校停了，商店关了，乐娱业关了，整个⽇常生活被连底菗掉。
我们只能守在救急中心，跟着他们转运病人。到哪儿去，运到哪儿，都不知道。
二十二号，突然通知有临时转运任务，开出两辆救急车。长安街上空空
，
警也没有，司机周师傅开金杯面包车载着我们，跟在救急车后面开了个痛快。那年天热得晚，来得快，路上
舂花像是憋疯了，纯金的枝子胡
菗打着往外长，衬着灰扑扑的荒街。老金杯在长安街上开到一百二十码，窗开着，外头没人，风野蛮地拍在脸上。我原来以为这一辈子，就是每天想着怎么把一个问题问好，把⾐服穿对，每天走过
悉又局促的街道，就这么到死，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
到医院，车一停下，我看到两个医生推着一个蒙着⽩布的东西，颠簸着跑过来。
我吓了一跳。
他们把它往救护车上抬的时候，我才发现，是个轮椅，一个老太太坐在上面，从头到脚被⽩布罩着，⽩布拖在地上。她是感染者，但没有穿隔离服，没有口罩，从普通的客梯里推出来，⾝上的⽩布是病上的单，大概是临时被拽过来，算隔离手段。
病人一个接一个地出来，很多人自己举着吊瓶，我数了一下，二十九个人。这不可能，公布的没这么多。我又数了一遍，是，是二十九个。
运送病人的医生居然没一个人穿隔离服，眼罩、手套也都没有。只是蓝⾊的普通外科手术服，同⾊的薄薄一层口罩。我拦住一个像是导领模样的人，慌忙中，他说了一句“天井出事了”事后我才知道，他是京北大学附属民人医院的副院长王吉善，一周后也发病了。
晚上回到店酒，大家都不作声。编导天贺菗了一会儿他的大烟斗，说：“觉得么，像是《卡桑德拉大桥》里头的感觉，火车正往危险的地方开，车里的人耳边咣咣响——外面有人正把窗户钉死。”
我们住在一个小店酒里。人家很不容易，这种情况下还能接收我们。一进大门，两条窄窄的绳子，专为我们几个拉出来一个通道，通往一个电梯。进了电梯，只有我们住的三楼的按钮能亮，其他楼层都用木板封死，怕我们跑。进了三楼，没有其他客人，空的长走廊里靠墙放着一溜紫外线消毒灯，夜里磷光闪闪。
楼层的服务员
好的，给我房间打电话，说我们要撤了，以后你们自己照顾自己吧，给你们一人留了一个体温计，自己每天量量吧。平常窗外男孩子们打球的
场空无一人，挂了铁丝，満场晾的⾐服，⽩荒荒的⽇头底下，飘来去。
我家小区也知道我去过病房了。物业给我打电话：“好的吧？大家都关心你的…最近不回来吧？”我理解，拍完了我们也不回办公室，车开到南院门口，把带子放在门口传达室。会有人来取，把带子消毒后再编辑。
我妹来店酒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
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
一天晚上，张洁莫名其妙地跑来店酒住，还带着一大束花。“咳，导领，这时候您来⼲嘛呀？”大家心想，还得照顾您。他不解释，还一一拥抱，男人们着实不习惯，倒拽着花，绷着⾝体忍受导领的亲热。
事后，我在媒体报道里看到过张洁说：“他们几个早期的时候回到南院来吃过一次饭，结果大家找我反映：你还注意不注意我们大家的全安？唉，一瞬间，真是…但转念想，是啊，大家的全安也重要啊！”他怕我们心里难受，就来店酒陪着我们。
记者问我，我一点不记得去南院吃饭这事儿了。费劲地想半天，解释说：“那时，南院好像不存在了，不那么实真地存在了。”
每天早上醒来，我闭着眼从枕头边摸到体温计，往腋下一夹，再半睡半醒五分钟。反正发烧就去医院，不发烧也要去。有一天，我觉得鼻子里的气是烫的，热流直蹿到脑门上，觉得肯定是感染了。闭着眼睛想，怎么搞个DV进病房之类，不能⽩死。睁开眼看了看体温计，才三十六度五。
有位女法警，负责给刑场上已被执行死刑的囚犯拍照。她说从不恐惧，只有一次，晚上洗头的时候，打上洗发精，
起泡沫的一刹那，所有那些脸都出现在她面前。
她的话我觉得亲切。非典时，我很少感到恐惧，有一些比这更強烈的感情控制了人。但那天晚上，我站在⽔龙头下，开着冷⽔，⽔流过⽪肤，一下浮出颤栗的耝颗粒，涂上洗面
，把脸上擦得都是泡沫，突然觉得是死神在摸着我的脸。我一下子睁大眼睛，⾎管在颈上嘣嘣地跳。我摸着⾎管，这就是最原始的东西。活着就是活着。在所有的灾难中，这个温热的跳动就是活着。
后来我才知道，有一阵子，我们几个都认为自己肯定感染了。从医院回来，大家不约而同冲很长时间的热⽔澡，觉得有什么粉末已经沾在⾝上，鼻孔里嘴里呛得都是，但谁也不说，好像不说就是一种保护。
台里给了我们五个免疫球蛋⽩针指标，这在当时极稀缺，是当保命的针来打的，但司机周师傅不是本台职工，没有指标，这五针被安排到当晚八点打，过后失效。
这是二〇〇三年，舂夏之，京北。（CFP图片）
“要么六个都去，要么都不去。”我们打各个电话争取，但台里也协调不了。
录音刘昶一边听着，说了句：“别球争了。”七点半，他把门一锁，不出来了，敲也不开。陈威跟他多年好友，扯了扯我：“走吧，这样他安心。”
我们五个回来的时候，他正泡好功夫茶等着，一边给他的录音杆弄土法消毒——罩个女式黑袜丝在杆头的绒上，一烟斜衔在嘴角，眼睛在烟雾里眯起来：“没事儿，该死
朝上。”
第二天在医院里碰到个女病人，举着自己的吊瓶，看陈威拿镜头对着她，转头跟⾝边医生说：“再拍，再拍我把口罩摘下来亲丫的。”我们哈哈大笑。
“九·一一”后不久，国美人就开始做乐娱脫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我当时不太明⽩，现在理解了，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我们待在救急中心，像摄小鹏每天去找漂亮的护士消毒。他最喜
一个叫“钢丝眼”的，因为那姑娘戴着口罩，眼睛又大又亮，睫⽑漆黑像一线钢丝。他老站在远处瞄着，又不好意思近前。钢丝眼呵斥他：“过来！消毒！”
他说：“我不怕死。”
钢丝眼冷笑一声：“不怕死的多了，前几天我拉的那两个比你还不怕呢，已经死了。”
他立刻凑过去了：“多给点儿。”
钢丝眼⽩他一眼，咕咚咕咚给他倒消毒。
“要不要头上也来点儿？”他嬉⽪笑脸指着自己的光头。
姑娘拿起就倒。
他服了。
混在他们当中，我迅速变得耝野了，车在空无一人的长安街上，他们递给我糙烟，说菗一能防非典。工作完找地方吃饭，饭馆大都关了，就一家湖南小馆子彪悍地开着，几个服务员大红袄小绿，闲来无客在门口空地上抡大绳钻圈，见我们车来，一笑收绳，上几锅最辣的⼲锅驴⾁，颤巍巍地堆成尖儿。多要一碗⽩蒜片，一碗红辣椒圈儿，一碗碧绿的蒜苗段，齐投进去，滚烫得直溅猩红的泡，往米饭里浇一大勺，再拿冰矿泉⽔一浸，把头栽进去吃，几只光头上全是斗大光亮的汗珠，跟服务员说：“给我一万张餐巾纸。”
他们吃完一锅，也给我倒一杯⽩酒放着，讲在疆新拍⽇全食，天地乌黑，只剩太中心鲜红一点，像钻石一样亮。小鹏说他把机器往戈壁上一扔，放声大哭。他就是这么个人，拍人物采访时，常是大特写，有时镜头里只剩一双眼睛：“看这人的眼睛，就知道真不真诚。”
我说不上的跟这些人亲。
我们拍过的从民人医院转运的一部分病人，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治疗，我们去采访时已经可以正式进病房拍摄了，一位大姐半躺在上，看我蒙面进来的⾝形，边
边笑：“央中台怎么派个小娃娃来了？”
我也笑：“把脸遮住就是显年轻。”
问她现在想得最多的是什么，她看外头：“要是好了，真想能放一次风筝。”
小鹏的镜头，跟着她的视线摇出窗外。五月天，正是城舂草木深。〖墨斋小说：qS小shuo〗
出了门，我问主治的孟医生：“她情况怎么样？”女医生四十多岁，笑起来像舂风，没直接答：“一个病人来了之后晚上从来不睡，总张眼睛坐着，怕睡着了就死了。再这么着就垮了。我说给我三天，我一定让你好。”
天塌地垮，人只能依靠人，平⽇生活里见不着、不注意的人。这个病区里的人，连带我们这几位蛮汉，看着孟医生的眼神，都带点孩子式的仰赖。告别时她对我说了句：“医生要让人活着，自己得有牺牲的准备。”
“你有么？”
“我有。”她为我们拉开了玻璃门。
在空地上收拾家伙的时候，天贺拿只小DV，突然问我：“你害怕非典吗？”
“我不怕它，我憎恨它。”我掉头就走。
从医院出来，五月玫瑰⾊的晚霞里，看着
黑的老榆树，心想，树怎么长得这么好看呢？晚上用小音箱听钢琴，这东西怎么能这么好听呢？走在路上，对破烂房子都多看两眼。
⼲完活，无处可去，我们几个到北海坐着，架鸟的、下棋钓鱼的、踢毽子的、吃爆肚的…都没了，四下无人，大湖荒凉，热闹的市井之地难得闻到这青腥野蛮的嘲气。远远听见琴声，顺声望，只一位穿蓝布衫的老人，坐在斑驳剥落的朱红亭子里，膝上一块灰布，对着湖拉胡琴，琴声有千灾万劫里的一点从容。我们听了很久，一直到暮⾊四合。
这期节目叫“非典阻击战”播的时候，我们几个人坐在宾馆房间看，只看了前面的十分钟，就都埋头接电话和信短。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我在这世界上认识这么多人，那期节目的收视率是百分之五点七四，意思是超过七千万人在看。那时候才知道电视的阵势真大，信短里有个不认识的号码，说：“要是你感染了，我能不能娶你？”
一瞬间确实一闪念，要是现在死了，总算不会浑⾝散发着失败的腐味儿。
小鹏看了一会儿机手，没理解为什么舆论会有这么大反应，抬起头说：“咱这不就一恪尽职守么？”
陈虻也给我打了个电话，没表扬，也没骂我：“送你一句话——只问耕耘，不问收获。”
我⽗⺟在山西，不知道我去病房的事情，我妈学校停课，正在邻居家打⿇将，一看见片子，手停了。邻居说我妈哭了。但她没跟我说。她不是那种碰到事多愁善感的人，就问了我一句：“你接下去做什么？”
接下去，我要去民人医院，因为心里一直没放下那个叫“天井”的地方。四月二十二号，我在那里看到病人从头到尾盖着⽩布推出来。两天之后，我们的车又经过那里。这个有八十五年历史的级三甲等医院刚刚宣布整体隔离。
⻩⾊的隔离线之后，有三个护士，坐在空空的台阶上。她们手里拿着蓝⾊护士帽，长长的头发刚洗过，在下午的太底下晒着。相互也不说话，就是坐着，偶尔用手梳一下搭在前的头发。
车在医院门口停了十分钟，小鹏远远地拿DV对着她们。
人类与非典最大也最艰苦的一场遭遇战就发生在这里。从四月五号开始，陆续有二百二十二人感染，包括九十三位医护人员，有将近一半的科室被污染。门诊大楼北侧的急诊科是当时疫情最重的地方，天井就在这里。我不明⽩这家医院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感染，但我知道应该跟上次拍转运的那二十九个人有关系，我得知道这是为什么。没人要我做这个节目，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出来，能不能播。但我不管那么多，心里就剩了一个念头，我必须知道。
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什么是陈虻说的“
望”
采访中，急诊科主任朱继红告诉我，当时这二十九个病人都是非典病人，世界卫生组织检查的时候，他们曾被装在救护车上在京北城里转。
九年后，再看二〇〇三年对他的采访，那时候我还不能明⽩这个人为什么说话语速那么慢，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现在我理解了，那是沉痛。
我用了很长时间说服他接受采访。我说：“你不用作什么判断和结论，只要描述你看到、听到、感觉到的，就可以了。”
在电话里，他沉默了一下说：“回忆太痛苦了。”
“是，”我说“但痛苦也是一种清洗，是对牺牲的人的告慰。”
朱继红带我走进急诊室门廊，他俯下⾝，打开链子锁，推开门，在右手墙上按一下，灯管怔一下，亮了。惨⽩的光，大概普通教室那么大的空间，蓝⾊的输椅套上全是印的⽩字：四月十七⽇，周四；四月十七⽇，周四…
每个上都是拱起的凌的被褥，有些从上扯到地上，椅子翻倒在地，四脚朝天，那是逃命的撤退。
这就是我之前听说的天井。四周楼群间的一块空地，一个楼与楼之间的天井，加个盖，就成了个完全封闭的空间，成了输室，发热的病人都集中到这里来输。二十七张几乎完全挨在一起，中间只有一只拳头的距离。⽩天也完全靠灯光，没有通风，没有窗，只有一个央中空调的排气口，这个排气口把病菌传到各处。
病历胡地堆在桌上，像小山一样，已经发⻩发脆。我犹豫了一秒钟。朱继红几乎是凄然地一笑，说：“我来吧。”病例被翻开，上面写的都是“肺炎”他指给我看墙上的黑板，上面写了二十二个人的名字，其中十九个后面都用⽩粉笔写着：肺炎、肺炎、肺炎…
“实际上都是SARS。”他说。
病人不知道。
“那些不知情的因为别的病来打点滴的人呢？”
“没有办法，都在这儿沤着。”
如果我坐在演播室里，我会问他“你们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但站在那里，他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木然柔顺的绝望，让我的心脏像是被什么捏着，昅不上气来——他和他的同事也沤在里面。民人医院有九十三名医护人员感染非典，急诊科六十二人中二十四人感染，两位医生殉职。
我想起转运当天见他们的时候，他们只穿着普通的蓝⾊外科手术服。当我在科医院战战兢兢地穿着全套隔离服进病房，回到救急中心要消毒四十分钟，⾝边的人紧张得橡胶手套里全了的时候，这些医生护士，在天井里守着二十几位病人，连最基本的隔离服都没有。我问他那几天是什么状态，他说：“我很多天没有照过镜子，后来发现，胡子全⽩了。”
牛小秀是急诊科护士，三十多岁。她坐在台阶上，泪⽔长流：“我每天去要，连口罩都要不来，只能用大锅蒸了再让大家用…我不知道这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
朱继红带我去看留观室改成的SARS病房，我只看到几间普通的病房，迟疑地问他：“你们的清洁区、污染区呢？”他指了指地上：“只能在这儿画一线。”我不能相信，问了一句：“那你们怎么区分清洁区和污染区？”朱继红沉默了一会儿，慢慢举起手，在口指了一下：“在这儿。”
我问：“你们靠什么防护？”
他面无表情，说：“我们靠精神防护。”
我原以为天井关闭之后他们就全安了，但是急诊科的门诊未获停诊批准，只能继续开着，病人还在陆续地来，没有条件接诊和隔离的医院还在继续开放，发烧门诊看了八千三百六十三个病人，一直到四月二十二⽇我们来拍摄时，病人才开始转运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当时病人连输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空地上输。
他带着我去看，所有的椅子还在，输瓶挂在树杈上，或者开车过来，挂在车的后视镜上，椅子不够了还有小板凳。一个卫生系统的员官在这里感染，回家又把
子儿子感染了，想尽办法要住院，只能找到一个位，夫妇俩让儿子住了进去。两口子发烧得浑⾝透，站不住，只能颤抖着坐在小板凳上输。再后来连板凳都坐不住了。孩子痊愈的时候，⽗⺟已经去世。
一张张椅子依然摆在那里，原样，从四月到五月底，谁也没动过，蓝⾊的油漆在太底下已晒得褪⾊，快变成了绿的，面对大门口敞开放着，像一群哑口无言的人。
墙那边一街之隔，就是卫生部。
五月二十七⽇，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
丈夫给我念子的机手
信短。
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
他不能探视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
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来，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信短里代着存折的密码。
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
带：“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一边恸哭一边念，我的眼泪也満脸地流。小鹏瞪我一眼，做记者哪能这样呢？可是我没办法。
他没有告诉孩子。女儿大宝才六岁，细软的短发，黑⽩分明的眼睛，她的卧室门上贴了张条子：“妈妈爱我，我爱妈妈。”
我问她为什么贴在门上，她不说话。我说：“你是想让妈妈一回来就看见，是吗？”她点点头。临走的时候，她坐在上叠幸运星，说装満一整瓶子妈妈就回来了。我在黯淡的光线里站了一会儿，看着她叠，大圆口玻璃瓶里面已经装了三分之一。她叠得很慢，叠完一个不是扔进去，而是把手放进罐子里，把这一粒小心地搁在最上层。我看着，想找句话说，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她抬起头看我一眼，我心里“轰”一下：她已经知道妈妈去世了，她只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的难过。
出来后，车开在二环上，満天乌黑的云庒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一车的人，谁也不说话。
这是二〇〇三年，舂夏之。
九年之后，人们还会说“这是进非典病房的记者”我常觉羞惭。从头到脚盖着⽩布的病人从我⾝边推过的时候，还有媒体的信息是“市民可以不用戴口罩上街”
我看到了一些东西，但只不过隐约地感到怪异，仅此而已，仅此而已。我觉得自己只是大系统里的一粒小螺丝，一切自会正常运转，我只是瞥到了一点点异样，但我没有接到指令，这不是我节目的任务，我觉得转过头很快就会忘记。
然后我就忘掉了。
我做的节目播出后，有同行说：“你们在制造恐慌。”当时我⾝边坐着时任《财经》杂志主编的胡舒立，她说：“比恐慌更可怕的是轻慢。”
最后一天，我们在协和医院门口等待检查结果，确认是否有人感染。张洁在办公室等消息。我们几个坐在车里，等了半小时，一开始还打着岔，嘻嘻哈哈，过一会儿就都不说话了。天贺的电话响了，他接起来说：“对，结果怎么样？…出来啦？…哦，真的呀？谁？…对，是有一个女孩…”
我坐在最前面，没动，在心里说了句耝口。
他挂了电话，戳一下我说：“喂，医生说你⽩⾎球很低，免疫不好。”
节目都播完了。金杯车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开，谁也没有散的意思，我们打算就这么工作下去，张洁说：“你想去哪儿？”我说无所谓，去哪儿都行。
回到店酒，收拾东西回家，小音箱里放着SkinnyPuppy的音乐，站在⾼楼的窗口，看着空无一人的京北。看了一会儿，我回⾝把耳机扣在头上，拿头巾用力一绑，把音乐开到最大。如果当时有人看到这一幕，可能会认为我疯了，因为那本不算舞蹈，那只是人的⾝体在极度紧张后的随意屈张，音乐就像是谁站在万仞之上，在风暴中厉喊。
我闭着眼睛张着手脚，胡旋转，受过伤的左脚踝磕在桌腿上，疼像刀一样揷进来。人在那种快意的痛苦里⽑发直竖，电子乐里失真的人声像在金属上凶狠地刮刺，绳索突然全都绷断了，我睁开眼，像一只重获自由的小兽，久久地凝视着这个新的世界。
数月之后，我接到一封信，很短：“还记得七二一医院吗？”
我马马虎虎地往下看。
“从那以后，我一直在大街上寻找你的眼睛。”
我一下坐直了。
“有一次我认为一个女孩是你，非常冒昧地拉住她问：‘是你吗？’对方很惊慌。直到在电视上看见你，我才知道你是谁，原来你是个有名的记者。”
他在最后说：“你会觉得好笑吗？我曾以为你会是我的另外一半。”
非典结束了。